缺乏创新动力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设施等硬环境问题，而是软环境的不给力。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检讨石油公司组织架构和创立研发竞争机制的制度安排等深层次问题。

　　怎样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不论我们对美国有多少非议，比较没有争议的一点是：美国是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以诺贝尔奖为例，近几十年每年得奖最多的是美国人。虽然诺奖有些争议，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诺奖获得者对世界进步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

　　发明发现创造创新首先是人的活动。在创新中，人的因素始终是第一位的，是无可替代的。企业和社会是创新的外部因素，内因与外因结合推动了源源不断的创新。

　　人的内在因素，人的积极性怎样才能激发出来?美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所以美国有最强大的创新能力。中国在当下还没有将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近几年，中国的石油央企不论在研发投资幅度或绝对金额上都超过了国际IOC的同行们，但是在技术创新上还没有达到引领世界的水平。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他在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提出过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缺乏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缺乏创新创业型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

　　科学进步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社会前进的最大动力，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从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欢呼科学的春天”至今快四十年了，我国三家石油央企已经组织了世界石油行业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研究院所，也投入了最多的资金，但是还是技术进步的跟随者，不仅在研究方向上是跟随者，而且在装备工艺上仍是仿制者和跟随者。

　　中国三大石油公司都是上下游一体化的结构，都是世界级规模的油气企业，但是技术创新能力与规模不相匹配。

　　教育模式与机制哪个是限制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最重要因素?我以为现有机制是第一因素。引进国际一流人才设计的“千人计划”已经实施多年了，这些人是海外教育的精英，不少在国外也是事业有成的创新人才。然而，对归国后不满意者为多，有些还打算再度出国。所以，笔者认为创新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设施等硬环境问题，而是软环境的不给力。

　　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耐心，而且需要检讨石油公司组织架构和创立研发竞争机制的制度安排等深层次问题。过去我们组织上多考虑的是如何“筑巢引凤”，如何高薪高待遇留住人才，但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反观国外，比尔.盖茨、乔布斯的价值是自己创造的，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对他们的价值做出准确的评价和支付相应的价格，只有市场才能评价他们、奖赏他们、激励他们。而他们以更高的价值奉献回报了社会。

　　现代的千里马是赛出来的，即使有伯乐能相出好马来，也得到赛场上胜出才能被确认。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让我们以新的思维再次审视创新体系，推动技术创新迈出新步伐。

　　责任编辑：侯瑞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