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政策本身没有问题，是在操作环节出现了问题。应该从加强监管入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因噎废食。

供图/CFP

　　这场引起海内外关注的惊天大案究竟会以何种方式收场，没有人能够预料。不过，舆论可以预料的是，此次针对中石油高层的大规模“调查”源于腐败。坊间对他们获罪的具体原因多有猜测。让人不安的是，大家口中有腐败嫌疑的各个环节，是否会因此案受到影响?又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低品位”承包不会因噎废食

　　坊间舆论猜测，腐败的环节之一是低品位油井承包。

　　“低品位油井承包有其历史背景，它对油田的发展发挥过积极作用。所以对于这个办法与其产生的腐败，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中国石油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谈到。

　　1997年12月，准备海外上市的中石油为降低勘探和开采成本，将旗下13个“低品位油田”区块进行国际招标，寻求外资石油公司合作开发。不过，因为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成本高、投资回报率低等问题，以及多数外资石油公司不适应中国的投资环境，造成大部分合作区块原封未动。2001年以来，数家外国石油合作者相继从合作项目中退出。到2004年，撤资现象达到高峰。外资在中国投资石油上游业务的停滞和退出，成为国内民营资本进入石油开采上游地带的天赐良机。于是，一批披着“外资”外衣的民企开始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吉林油田聚集了41家民企参与“掘金”。

　　虽然，按照我国《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规定，国家对石油资源的开采具有排他性，私人资本不能介入。但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乃至中央政策明确支持国内私人资本介入。

　　对此，油田有自己的解读。

　　“低品位油田承包政策对吉林油田的情况是比较适合的。吉林油田区块散，有的区块不到一平方千米，面积太小，国有企业没法上，把这一部分对外承包，成效意义最终体现在产量上，吉林油田五分之一的产量都是它们的功劳。”吉林油田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

　　在常年关注低品位油田的中国石油咨询中心专家查全衡看来，民间资本参与“低品位”油田开发的确应当鼓励，这不仅有利于“低品位”油气的充分利用，而且有利于开拓新的勘探领域，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大有裨益。

　　以承包吉林油田大安北区、莫里青区块和庙3区块的MI能源公司为例，在东北的钻井总数已达121口，其中包含11口注水井和2口水平井，如今产量已经达到百万吨左右。这些产量会计入吉林油田的总产量。所以，油田人士认为，低品位油井承包的好处有：一是加快资源动用，提高产量;二是提高企业效率;三是解决油田子女的安置和就业;四是带来好的社会效应。这些都是当地政府支持的。

石油人曾经艰苦奋斗，创下辉煌业绩，今后也将如此。

　　“中石油、中石化放弃勘探开发低品位油田是正确的，将低品位油田区块对外招标实施特殊合作开采政策更是符合商业理性之举。因为这样做油田可以将资本集中投向高品位区块，从而提高利润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这些经营策略体现了中石油等巨型国企市场化的进步。新世纪以来，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始终位居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各行业之冠。这些正确的经营策略功不可没。”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巨大的利益下面，低品位油井转让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寻租现象。因为石油勘探领域极强的专业性，油企与民企的合作模式一般是后者负责勘探和开采的全部投资，前者合资合作部门进行布井和设计开发方案，收入双方进行分成。“一般是民企拿八成，油企拿两成。”业内人士表示。记者在某石油城论坛上看到有网民称：“曾经有老板承包下一块‘低品位’油田后，第一年出油就达4万吨左右。他一下变成了亿万富翁。”

石油人曾经艰苦奋斗，创下辉煌业绩，今后也将如此。摄影/宋学功 屈永志 马永

　　巨大利益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业界一位资深专家告诉记者：“一些油田内部人士对低品位油井进行私人承包，他们也可以将拿到的油井转包给民营企业，当‘二老板’。这样层层转包，使得民营资本挖空心思找关系来获得区块，无形中造成了不公平竞争。”

　　“如果监察部门在牛市启动之初就加大力度针对这类环节制定监督规章，增加监察人力投入，以及制定合理定价公式提高招标价格，压缩中标者不合理暴利预期，该领域腐败几率必将大大降低。”梅新育这样表示。

　　那么，此次石油窝案会不会对低品位油井承包产生影响?

　　中国石油大学不愿具名的专家认为，这项政策本身没有问题，是在操作上出现了问题，应该从加强监管入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因噎废食。此案会对其有短期影响，但是长期来看，影响不大。毕竟低成本、市场化是趋势。

　　工程技术服务市场化无原罪

　　技术服务与工程建设转包被视为腐败滋生的又一环节。

　　众所周知，石油上游领域一直是封闭性很强的环节，但是钻井等技术服务和工程建设却是最为市场化的运作。

　　这一改变源自2007年底中石油工程技术板块的一次大规模重组。彼时，为了改变工程技术领域效率低下的顽疾，集团公司采取了“两步法”。一是，在内部进行重组，形成大庆钻探、长城钻探、川庆钻探、渤海钻探、西部钻探等五家企业，打破“一对一”服务模式，形成内部市场竞争机制;二是为了进一步控制成本，“中石油提出将钻机台数必须控制在1000台以内。超出这一数后，将不给批钻机编号。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公司对民企进行有序开放。我们称之为‘引狼入室’，意在激活内部竞争。”西部钻探一位中层管理者告诉记者。

　　这位人士表示，他们公司在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目前代管了27支民营钻井队。“我们对其进行技术支撑、业务培训，以及安全监管。按照合同，民企的钻井进尺要记入我们的任务。此外，我们对其收取一些代管费。”

　　记者的多位油田朋友一致认为，目前长庆油田处在建设5000万吨的大发展时期，是民企钻井队最为集中的地方。按照预算，在鄂尔多斯盆地打井，一口井预算要1300万元，而当时一口井每天只有1万立方米产量，没有效益。为此，长庆创新5+1模式，并引进民企钻井队，很快就尝到了低成本的甜头。

　　“现在，建成一口气井的投资已由之前的1200万元降至800万元，钻井时间从60天降到20天。得益于市场竞争机制，长庆油田在内部没有新购一部钻机、没有增加员工队伍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数万人参与的油气大会战，仅参加会战的中国石油以外的钻井队就达90多个。”前不久，媒体在探访长庆油田苏里格模式的时候，苏里格气田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兴刚如是说。

　　目前长庆已将“市场化”从地面建设延伸到试油、压裂、钻井等高端技术工程领域。这一模式的开创，让苏里格与长庆油田发展驶进了快车道。

　　其实，不仅仅是中石油，在中石化引进民营企业钻井队也已经成为常态。本刊记者去年在中国石化华北石油局采访期间发现，在建设千万吨油气田的目标进程中，首先困扰华北局的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足够的参建队伍，特别是有经验的正规队伍、优质队伍。会战启动后，华北分公司积极引进各方力量，最终形成了700多支队伍数万人参与会战的大局面。其中，社会队伍占到了70%左右，大大降低了钻井成本。

　　不过，问题又出现了。在长庆油田百度吧上，有网友说：“钻前工程，试油工程都让有关系的人承包去了。而我们广大员工没有活路，从今年的4月到现在一直处于歇菜状态。他们偷工减料，谁能监管?!”

　　就此言论，记者致电在长庆油田工作的一位朋友，她证实了这一说法。“技术服务外包的确降低了油田的施工成本，但是因为苏里格的民企太多，管理上比较乱。为了能够进入这个市场，里面存在一些不合规矩的事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油田员工的积极性。”

　　此次中石油窝案中，一批民企承包商浮出水面。号称中国最大的私营化工EPC服务供货商的惠生工程技术服务公司便是其中之一。据悉，惠生工程公司高管中有近四成来自“两桶油”。其“发家”以来近90%业务来源于“两桶油”，来自中石油及其附属企业的收益一度占到公司总收益的80%。统计显示，8月27日中石油腐败案爆发后，短短四天惠生工程股价已经下挫近30%。而另一家与中石油业务关系密切的安东油田服务再跌1.24%。同时，仁智油服、神开股份、深圳燃气及陕天然气等公司对外表态，澄清公司业务不受中石油高管被调查事件影响。

　　那么，此次中石油窝案之后，集团公司会不会收紧民企钻井队进入敞口?

　　西部钻探一名熟悉政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公司还没有收到此类通知。“我认为，不会因为此次事件收紧这部分市场。民企进入多年已经初具成效。这一领域的市场化对于国企与民企是双赢的局面。唯一要做的是，加强监管。”他说。

　　8月26日，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表示，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改革力度相信会很强，石油企业将响应号召，大力推进市场化，“欢迎更多民企、社会资本参与到我们的项目。”

　　此外，受到此次窝案影响，长庆油田上产5000万吨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也是中石油集团领导最为关心的问题。所以，在9月5日的驻陕企业座谈会上，集团公司总经理廖永远强调：“要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战斗力、创造力和向心力，确保长庆油田实现5000万吨油气当量，如期建成西部大庆。”

　　在长庆油田员工看来，这一目标的完成尽在掌握之中：“去年，我们就完成了满足5000万吨产量的产能建设，今年上半年产量是4300万吨左右，年底实现油气当量5000万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今后如何稳产。”

 

　　海外并购需加强监督审计

　　海外并购一直是腐败重灾区，中外企业概莫能外。

　　据美国官方称，道达尔1995年至2004年向一名伊朗政府官员支付了6000万美元，以获得伊朗境内三处油气田的开采权。为此，根据与美国达成的协议，道达尔将支付2.452亿美元罚款，以便从涉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三项指控中脱身。

　　无独有偶，随着哈萨克斯坦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全球化的竞争已使一些美国石油公司逐渐丧失了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为了重新赢得竞争优势，美国公司同样也会不顾道德底线，大行贿赂之术。

　　其中，2010年美国的贝克休斯石油服务公司(Baker Hughes)承认通过行贿2000万美元赢得了哈萨克斯坦油田的合同，并从中获利。贝克休斯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在2007年已经服罪，并根据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支付了当时最高4400万美元的罚款。同时，贝克休斯还支付给律师和会计师5000万美元，作为对该公司做内部行贿调查的佣金。

　　“海外并购过程中利益输送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寻租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环节。这种事儿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中石化、中石油才有，而是一直都有。只是现在中国企业的海外资产规模太大了，才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常年研究海外并购的中国中投证券投资部总经理张晓东告诉记者，“其中，资产评估是比较容易出现寻租的环节之一，高溢价估值屡现不鲜背后，通常是为配合上市公司大股东或关联方输送利益。”

　　不过，在张晓东看来，资产评估方并不是罪魁祸首。

　　其实，国资委自2009年开始，对央企的境外资产进行了一系列排查工作，最早一次排查涉及近6000家中央驻外企业和中央企业驻外子企业的境外国有资产。

　　2011年6月27日，国资委对外公布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对央企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做出了较为完整的规定，明确了央企是其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责任主体，其中对于境外企业管理失控、越权投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存在严重缺陷、未建立境外企业国有资产和产权监管制度，并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情况，国资委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尽管如此，海外并购中企业进行利益输送的新闻仍然不时出现。如何才能减少甚至消除这一顽疾?

　　张晓东认为，方法有二。一是私有化，二是在海外并购中，引进第三方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国有企业缺乏独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长官意志突出，容易出现腐败问题。所以，作为国有企业在治理机制上要有好的制衡机制，制度要透明公开，要有独立的审计监督。”他表示。

　　这一分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舆论就认为，以实际可操作性计，在严惩中石油腐败窝案的同时，减少和避免同类窝案再次高频率发生，现阶段唯一可行的，还是“打补丁堵漏洞”，继续改进和完善公司化央企的内部治理结构。而以政治信仰作为选人用人的第一标准，则是“改进完善”的第一要务。

　　责任编辑：刘淑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