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邓小平同志亲切接见外国石油公司代表团。他十分关心海洋石油对外合作。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秦文彩（右二）参加会见。

　　挂在王彦胸前的法兰西骑士勋章见证了中法石油合作破局路。

　    文/付 饶

　　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奥朗德见证下，中国海油与道达尔签署液化天然气合作协议。其实，两家石油公司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深入合作。那时的合作，也是中法石油合作的“破局”。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第三任总经理王彦没有想到，自己成为了中国经济、企业界第一个获得法兰西骑士勋章的人。

　　1990年8月27日的北京三里屯，下午5点，法兰西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马勒先生出现在300多位宾客中。他宣读了一篇简短致辞。随后，他将一枚深蓝色、散发金属光芒的精致勋章挂在王彦的胸前。同时，他正式地授予了王彦一纸荣誉证书，证书上有密特朗总统的亲笔签名。

　　王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马勒先生深深拥抱。钟一鸣等王彦的战友和同事、法国道达尔公司的新任董事长见证了这样一个荣耀的瞬间。他们举起手中庆祝的酒杯，用法国人浪漫的方式向王彦致以祝贺和祝福。

　　后来王彦才知道，为了这枚勋章，道达尔公司向法国国民议会写了申请。在国民议会批准期间，道达尔公司的董事长已经换了几任，但对中国的合作和友好是一直不变的。

　　开放春雷引潮涌

　　1978年到了。海洋石油储量和产量，成了压在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心头的两个沉甸甸的石头。

　　只有4000多万吨的地质储量，年产不到10万吨原油，干了20多年，只有这样的成绩，实在是无法让人满意。

　　差在哪里?听说“南海一号”钻井船居然在平台上养猪，康世恩只能无奈地叹口气、摇摇头。他心里想：我们差在理念、管理、技术的相对滞后!要是短时间内彻底缩短差距乃至赶超，恐怕只有中央下决心搞一场大变革。

　　康世恩没有想到，变革会来得这么快。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开幕式上，邓小平说：“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外同行在海上共同研究试油方案。

　　8天之后的1978年3月26日黄昏，北京的天气还带着几分寒意，但街边的树枝已经开始吐绿。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灯火通明，康世恩陪同着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聂荣臻、乌兰夫、王震、耿飚、谷牧、倪志福、余秋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

　　这次会议上，石油部的同志汇报了“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访美的情况。中央讨论研究，做出了“海洋石油对外开放”的重要决策。

　　《拥有海洋面积约为整个欧洲大陆面积两倍中国要开放海洋石油勘探市场》、《“石油战争”后中国或解决资金之困》……嗅觉敏锐、消息灵通的美联社、法新社、《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发出了一篇篇报道和评论。这些消息无疑让拥有技术设备和雄厚资金的西方国家极度兴奋。

　　外方落地多波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公司与法国最大的石油公司道达尔公司，1980年5月28日签订了《北部湾东北部海区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合同》，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总指挥王彦、副总指挥祖家琪，成为中法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和中方副首席代表，开始了与法国道达尔的合作。他们面对着各种棘手的问题。

　　“我们选址做‘道达尔村’的一片地上突然出现了好多树苗!”王彦听到这句话，震惊得张大了嘴巴。

　　他这么气愤，是有原因的：在中法合作合同中规定，法方公司的雇员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海洋石油勘探工作点虽然在海上，但钻井平台只是施工时的场所，不能成为生活和后勤的保障地，中法合作委员会约定，在湛江建设生活基地，取名就叫道达尔村。1981年4月中旬，距离合同签订已经过了将近一年，道达尔村仍然没有建立起来。

　　道达尔村建设的迟滞，不是因为中法合作委员会的任何一方。道达尔村选址的荒滩，一夜之间便成了宝地。也不知谁放的风，说征地能获得多少钱，连每株树苗都能赔个猪崽的价，于是农民们想以最简单的方式换取一夜暴富。他们争先恐后地在荒地上插满树枝、树苗，转眼间，荒滩地成了一片景象十分离奇的密林。

　　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夏季的湛江，好像一个蒸笼。那里的蚊子仿佛也欺生。住在湛江中旅招待所的法国专家，不会使用蚊帐，被蚊子咬了一脸包。“我们要空调!”法国专家忍不住了。空调?不仅在湛江，而且在整个中国空调都是稀罕物。不要说在中国买，在中国使用空调都要视作使用奢侈品。

　　“我们要喝可乐、要喝香港进口的矿泉水!”法国专家又一次向王彦提出了要求。荒唐!我们中国五千年来都喝自己的水，没见出什么问题。法国人真是，连水都不愿意喝中国的，究竟是什么意思?王彦恼了。

　　“我们谈业务不谈政治，你们喝惯了中国的河水、井水，我们也喝惯了可乐、矿泉水。另外，还有一些西餐的配料也需要从香港进口。您是中方首席代表，在合同中规定协调这些是您的责任。”法方代表说。

　　于是，王彦到北京的中国外经贸部，为法国专家购买空调和进口矿泉水报批。

　　“允许外国人自费购买空调带入中国，他们离开时要带走。批准外国人购买进口矿泉水、可乐、西餐原料。”这是外经贸部的批复。

　　首个油田跃油龙

　　“南海一号”钻井平台1982年11月21日伫立在北部湾上，一条长长的燃烧臂像巨人的手臂伸向碧海蓝天之间。试油人员按下自动点火器的按钮，只听“嘭”的一声巨响，一条摇首摆尾的火龙在燃烧臂端燃起，从海面直冲云霄。“试油成功了!”“Nous avons la chance!(我们很幸运!)”中国和法国的工人把安全帽高高地抛起，在蓝天下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法国工人们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香槟—这是破例带上平台，专门为预备庆祝准备的。

涠洲10-3油田投产仪式现场。

　　王彦获知这个消息，整夜睡不着觉。“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他迅速拟定了电文：

　　“涠洲10-3构造的第一口探井获高产油气流。”

　　喜讯一个接着一个。

　　第二口、第三口、第四口都获得了日产500立方米以上石油约10万立方米天然气的工业油气流。

　　中方总代表王彦坐不住了。

　　这是30多年来，几代海洋石油人梦寐以求的夙愿啊!他回想莺歌海上的故事：1956年的探矿、1960年的“英冲井”、1962年的“浮筒打井”、1974年的永兴岛“西永一井”、刚刚引进的“南海一号”……将近30年转瞬过去了，这30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当年所描绘的图景—大港口、油气码头、工厂、城市……仍然是一个梦想，而今天，就在今天，即将成为现实。

　　王彦找到了法方首席代表、法国道达尔公司的艾贝克：“我们已经打了4口评价井，都有高产的油气流。我们应该按照合同的规定，尽快将它们开发出来。”没有想到，艾贝克摇了摇头。“为什么?”王彦非常疑惑。

　　“根据我们的测算，现在开发还不够经济。”艾贝克的回答很简单。但对于王彦来说，无异于一盆冷水浇下来。

　　很快，这件事情惊动了康世恩。康世恩和王彦一样，特别希望这个项目早日投产—我们是多么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油、天然气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样“各说各话”的磋商进行了5次，时间已经从1982年进入到了1984年。僵局依然没有被打破。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油价下跌—这也就意味着开发成本越来越高、收益可能越来越低。

　　对于中国，我们为了要油甚至可以赔钱上项目，而这种做法是法国经营者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在法方的成本核算中，人力、设备等支出是我们的数倍。在艾贝克眼中，这是笔彻头彻尾的“不划算”的生意。

　　王彦等不及了。

　　“先建一个早期生产区!”他几乎是以“最后通牒”的语气跟法方沟通。

　　“这有些困难啊……”艾贝克的话依然是老生常谈。

　　“贵公司是否想和中国长期合作下去呢?”

　　“当然。”

　　“那请表示出诚意吧。即使如您所说，开发这块油田不划算，但我们相信贵公司是守信誉的。我们的合同中有相关的条款，况且还有一部法律做约束。我们的诚意已经表现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秦文彩总经理给贵公司的总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方意愿和原则。你们是否应该有所行动了呢?”

　　涠洲10-3构造评价性试生产的工程方案1984年4月12日讨论通过。艾贝克在会上公事公办般告诉王彦：“根据合同，试生产投资及作业费回收完毕应即宣布该油田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如具有商业价值，即按合同规定的经济模式转入开发期，并在6个月内提交整体开发方案;如没有商业价值，则在作业者做出结论之日，试生产结束，该构造不再是合同区。”

　　看到艾贝克面无表情地宣读着这冷冰冰的条款，王彦气不打一处出。

　　不过我们的实力实在有限，还没有能力拟定这样的开发方案。所以，王彦只能选择忍耐。他的心中在暗暗较劲：有一天，我们一定不用这样求你们，我们自己就能开发大油田。

　　这样想着，他不卑不亢地提出了一个期限：两年。“两年内，道达尔必须使油田投产!”王彦知道，此刻自己代表的身份是“甲方”，更重要的是，自己身后有一个正在实现“四化”的逐渐强大的中国。

　　马拉松式的谈判终结于1984年5月26日。这一天，位于湛江的南海石油基地张灯结彩，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秦文彩出现在办公楼的大会议室里。他来见证王彦和艾贝克在《中法开发涠洲10-3油田协议》上签字。

　　会议室中的彩带还未撤去，根据这份协议，井口平台和储卸油装置要分别招标了。湛江的居民们突然发现，比原来更多的金发碧眼大鼻子的外国人来到了这里，还有一些长得与我们无异，口中说的却叽里呱啦完全听不懂。

　　共有9个国家和地区的294家公司参加投标，让“粮草”很快备齐。1985年1月30日，中标的“南海一号”开赴“涠洲10-3”构造所在的海域，船上的弟兄们动作已经相当熟练—钻杆缓缓下移，第一口井顺利下钻。

　　我国南海的第一个油田—涠洲10-3油田，1986年8月7日6时15分，胜利投产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南海第一井”。从此，中国结束了在南海没有采出工业油流的历史，中国在自己的南海挺立起第一个采油平台。

　　在8月15日举行的投产仪式上，国务委员康世恩思忖片刻，饱蘸浓墨，在宣纸上笔走龙蛇，为这座油田的生产处理油轮题写了船名—“南海希望号”。

　　中国工人志气高

　　在涠洲10-3油田刚刚投产的时候，王彦发现，我们的队伍遇到复杂情况就束手无策，需要外国专家处理，甚至正常的生产如果没有外方作业者在场，我们也会没有底气。他忧心忡忡：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队伍，能够独立胜任钻井的工作，而不能受制于人!

　　一般人们印象中的石油钻井，就是直挺挺地打下去的钢管。不过，一些地层内压力小，石油天然气自己没法喷上来，我们就只能在油井的旁边造一口“斜井”，从这口斜井往下注水，逼迫石油从邻近的井涌出来。涠洲10-3油田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王彦大胆地提出：“让我们自己的队伍来造这口注水井!”

　　艾贝克将信将疑地点点头，同时安排了“PLAN B”，就是一旦中方人员不能胜任的时候，法国的“监工”立即补上去。

　　罗国英是1982年毕业的大学生，曾被派往巴黎学习完井技术。他主动要求参加涠洲10-3油田前期几口井钻井，用了4年时间把海上油井的“脾气”摸得差不多了。

　　周布教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渔民，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石油工人。都说“人过三十不学艺”，35岁的他却在自己的40多岁还端起了英汉词典—从“A、B、C”都认不全的“英语文盲”，愣是用笨办法一个个把钻台、油轮上的设备和作用的英语翻译成了中文，几年下来居然攒了10万多字。

　　队伍中像这两位一样勤奋的中国员工还有很多。

　　注水井开钻了。

　　直着往下钻的过程很顺利—毕竟，中国人已经多次在海里打油井了。到了需要“侧钻”“造斜”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在地下让钢管沿着打弯的路径行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涉及了方方面面，而“造斜”重要的一个部件叫作“钻铤”。这个“钻铤”可以在不同的方向给钻头施加压力，从而改变钻井的路径。

　　法国的监督看到我们在“造斜”上出了困难，胸有成竹地对罗国英说：“你们这种情况，一看就是应该加大钻压进行冲进。”

　　罗国英仔细地分析了钻头上的设备返上来的地层数据，这块地址构造很复杂，如果用这种盲目冲进的方法有可能适得其反。

　　他用流利的法语回答这位法方监督：“我认为，应该慢慢推进，一小时走一米。”

　　刹把捏在罗国英手中，主意已定，就按自己的方案来!一小时过去了，虽然钻进很有限，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它朝着既定的目标行进着，两小时过去、三小时过去……整个钻进过程有惊无险，最后的效果与设计效果误差不到1%。

　　固井作业完成了。那位法国监督迫不及待地想测试一下这口井的性能。当测试数据在他面前展开时，他愣住了—不会骗人的数据显示，这是一口很好的注水井，即使有多次钻井经验的法国专家，也不得不赞叹工程做得漂亮。

　　王彦用这一口注水井打了个“翻身仗”，一雪之前遇到井喷束手无策的“耻辱”。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他看到了我们具备独立钻井技术的人才，还是太有限了。

　　一个计划在他脑海中酝酿出来—在法国交出作业者钥匙之前，让他们教我们一年。

　　罗国英、周布教，还有其他43位弟兄肩负了光荣的使命—做涠洲10-3油田的“黄埔一期生”。

　　他们没有辜负使命。他们知道自己不仅是学生，而且是未来的老师。所以，他们拿起手中的笔，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学习后，依然秉烛加班，编写了这样一些材料：《涠洲10-3油田试生产区完井方式》、《涠洲10-3油田井口平台》、《采油工程技术标准体系表》、《涠洲10-3油田生产工艺流程》、《油田规章制度及工作程序》……

　　1987年8月8日，是预定的法方交出作业者身份的日子。这时的中国钻井团队已经成竹在胸，甚至在此之前数月，后勤部门的报关员、材料员等岗位就已经由中国人全权担任了。

　　本文图片均由付饶提供

　　责任编辑：陈尔东

　　点 评

　　历史照进现实 前景更为广阔

　　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中法关系走过了50年，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两国领导人日前决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中国海油和道达尔的合作历史，鲜明地体现出中法关系的战略性、时代性、全球性的特点。历史照进现实，这段史实呈现出，中法间的能源合作一贯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交流互鉴。

　　中国海油日前与法国道达尔公司签署了《液化天然气(LNG)合作协议》，将在中国天然气市场增加每年100万吨长期LNG资源供应。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法关系的前景更为广阔，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