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铁民

　　强化法治、全面推行现代安全管理理念、加强应急准备，是古雷PX爆炸事故给我们的启示。

　　8月12日，天津港突如其来的大火、爆炸、冲击波一下子夺去了100多条生命。在这场大灾难面前，一条小消息被悄无声息地湮灭—8月16日，福建省安监局公布了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4.6”爆炸着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

　　原本，4月6日发生于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的PX装置爆炸事故，在当时曾经引起过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如无意外，最终该事故的调查报告一出必然会引发更广泛的舆论褒贬。遗憾的是，意外发生了。天津港的爆炸声一下子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最让人痛心的是，一起重大事故被人遗忘的原因是另一起特重大事故的发生。

　　痛定思痛也好，亡羊补牢也好，其实，天津港重大事故的发生更应该让我们详细追究、反复考问腾龙芳烃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就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4.6”爆炸着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涉及的部分问题，本刊记者对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铁民进行了专访。

　　事故原因多年未变

　　中国石油石化：您好，刘院长!腾龙芳烃的事故调查报告我们都已经看过了。针对其中提到的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您认为对别的企业而言，有借鉴意义吗?

　　刘铁民：意义不大。因为每次只要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都是这些理由。实际上古雷这次事故，严格意义上来说构不成重大事件，但因为事关PX，大家都比较敏感，上上下下都惊动了。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企业里，几乎每天都有发生。

　　中国石油石化：您说只要每次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几乎都是这些原因，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事故仍然还是无法避免呢?

　　刘铁民：这个问题我们一直都在探讨。大家都在疑惑，法律有了，中央领导关注了，企业投入也挺多了，为什么安全生产事故还是频发?其实，这还是整体的基本面问题。实际上，古雷这个工厂就其管理水平和装备水平而言，在全国企业即使是同行业来说，不说是最好的，也是中等偏上的。这可以预想出我们整个国家企业的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了。

　　安全生产有很重要的理论判断，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物。所以，事故多、问题严重主要还是生产力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治理水平的反映。事故这么多，不是说政府不重视，也不是管理上不怎么样，而是生产力水平不怎么样。生产力水平出现问题，就表现在整个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是非常落后的。

　　中国在当前状态下，重大风险依然存在。这就是基本面的反映。用责任追究来处置政府和企业的干部只能起到震慑作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的主机是引进国外的，但是为了节省投资成本，一些附属设备，如管道、阀门等，来自国内采购，在国内建造安装。为什么同样都是国外的工厂，有的甚至历史比我们国内的更早一点的，仍能保持完好的生产状态，不出事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技术装备水平比我们高。如果腾龙芳烃这一套设备，所有的主机和部件装备都是从美国、日本或者法国进口的，而且现场的施工建设全部都是由国外的装备公司装备，那它的安全可靠性相对要高一些，但是相应的成本也要翻番。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要高速发展经济而且要极力地追踪历任，难免会把安全第一的位置挪后。

　　安全文化要看决策人

　　中国石油石化：企业如果舍得下大资本购买国外设备，并请国外最先进的公司来安装，是否就可以避免安全事故呢?

　　刘铁民：对于安全生产来说，技术装备属于工艺水平和管理水平。国外有条企业安全生产的四否原则—无论是企业的安监人员还是政府人员，只要发现企业有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隐患，就会立即停产。即使不停产，如果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企业也是不可能开工的。我们能保证做到这点吗?古雷出了事，除了技术装备外，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上的问题，过度追求利润。该公司确保安全的试产产量不能超过80万吨/年，但腾龙芳烃却是以160万吨/年的产量进行试产。作为一个大的复杂系统，管理要求是需要非常科学的—就算主机没有问题，如果管道出了问题，照样能把整个系统摧毁。

　　另外一个我们不能忽略的原因，就是中国工业企业的文化是非常落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相比较，最大的落后点不是在装备上。就像你说的装备是可以引进的，大不了企业豁出去购买国外设备，并请国外最先进的公司来安装。但即使是国外安装公司来了，企业的装备是要和相对应的管理水平、高素质的职工干部和管理人员配套的。系统安全类似三角形的一角，需要本质安全、系统安全和安全文化各自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其稳定性。中国企业跟国外公司相比，最大的差别就在文化上。

　　中国石油石化：文化是一个比较虚的词。您指的安全文化具体指什么?

　　刘铁民：国内一说文化就直攻教育、直攻素质。其实，文化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决策上。天津“8.12”事故之后，我给天津市的市委市政府做讲座。我说：“你们不要以为文化是公民的事，文化主要是你们的文化。”我们一搞安全文化就是贴标语、喊口号，工人唱首歌，而国外的文化首先是决策选择。一个企业一个地方有没有文化，不是看老百姓而是看领导，看领导在做地方和企业经济建设和生产规划的时候，是否真正体现安全发展。

　　我们这30年来过分强调速度、规模，从而留下了很难治愈的顽疾。为了赶超国外，为了在国内企业当中领先，我们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在速度规模和效益面前，还能坚持安全第一吗?所以，这就是文化。我们现在的企业追求的都是赶超国外、国内首创。这个理念是非常错误的。

　　我曾去过一个大型动车车皮的制造厂，当时他们正在组织领导班子集体学习。我一进他们的大厅，一面大墙上边有6个金色的大字，“速度”、“质量”和“效益”。后来我对他们领导说：“对高铁而言，安全第一位。你们的标志顺序，首先应该是‘安全’，然后是‘速度’，再是别的。”

　　所以，我说的基本面问题，就是整个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们的工程技术、管理和文化方面跟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和工业规模不相称。这不是靠追究一两个人的责任就能解决的。

　　安全事故进入爆发期

　　中国石油石化：2015年中国安全生产事故仿佛进入了一个高度爆发期，接连不断。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也有规律性吗?

　　刘铁民：中国的事情总是发展到极限的时候才开始出现解决的机会。大概15年前，我发现了一个规律。60年的经验证明，中国出现了四次事故高峰，三次最高峰。一般最高峰的出现是8到10年大跳一次，高峰是4到5年小跳一次。我们上一次高峰出现的时间是在2005年，最典型的事件是“2.14”阜新矿难。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有逃脱这种规律。

　　中国石油石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出现呢?

　　刘铁民：这反映了咱们在整个安全生产的管理周期中，安全形势稍好些，在检查、安监投入上就会放松警惕，容易给下一次事故高峰的出现创造机会。上面提到的这种模型国际上曾经研究过。工业化国家在几百年的历史中把有关安全生产的国家政策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事故驱动型，就是每一个国家对安全生产有重大的动作，例如立法，安全监管，但是都是在出了事故之后。可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工业化国家开始转变为目标拉动型的行为，就是国家在中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安全生产确定了目标，整个企业的发展要服从这样的目标。

　　我们国家目前还处在事故驱动型阶段，我们所谓的对安全生产重视不重视，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看事故发生的情况。

　　中国石油石化：那现在频发的事故现状是否能推动中国对安全生产的进一步重视?

　　刘铁民：当然，在目前的形势下，一些重大的突发事故，尤其通过一些非常严厉的刑事责任追究制度的推行，会使广大干部、地方政府和企业，包括我们的上层领导，对安全生产加倍重视，也会采取些他们认为有效的措施，比如说安全生产大检查、频繁的召开安全生产会议、下达无数的文件，包括领导的责任追究力度明显加大等。这些手段某种意义上会提高整个国家对安全生产的关注程度和投入程度，但不是长效之计。真正的长效之计还得从国家整个基础做起。

　　为什么30多年来事故不断?就是因为没有从根本解决。虽然古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反映了中国安全生产水平的现状，是一面镜子—漳州也好天津也罢，事故发生的原因本质上其实没有区别。

　　中国石油石化：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是否下一个十年安全形势还会如此重复?

　　刘铁民：还会。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三五十年内，我们国家安全生产问题还是很难解决。因为工业化国家真正抓安全生产是1874年，那个时候出现了事故高峰，然后1901年前后，他们开始解决问题。国外解决这个问题用了100多年，我们不可能因为上级一重视、领导一要求，认为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我反对安全大检查”

　　中国石油石化：生产力水平的问题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在当前中国安全生产事故高发的背景下，又该如何做?

　　刘铁民：在现在的发展阶段，我认为必须做三件事。第一件事还是强化国家的安全生产法治。我国的安全生产制度建设基本够用，问题出在执行力上。所以，为什么不是制度的“制”，而是治理的“治”，就是为了强化执行力。

　　现在我们的安全生产强调的是企业的主体责任。2002年前，我们强调的是企业对安全生产负责，但没有讲主体，而且是“责任”也不是“负责”。安全生产法治必须要求企业的主体责任，企业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国家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

　　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在划定政府部门分类的时候，把安全生产划到了管理部门。这是错误的。安全生产机构就是执法部门。对它的基本定位如果不具有执法色彩，就会影响监督执法的权力。

　　为什么我历来反对安全生产大检查?一出事故，政府组织各级部门各个行业的人组成检查组下去检查并不专业，而安全生产监督执法应该是非常专业的。

　　为什么我说古雷这次事故的借鉴意义不大?因为如果在投产之前安监局对其进行专项督察(而且是不打招呼的)，如果专项督察的主要内容是由技术专家对企业的生产工艺、装备、管理制度和人员素质进行全面评估，达不到条件的一律不准生产，那第一次爆炸会发生吗?

　　再有就是官样文章太多。漳州第一次事故发生后，福建省相关部门的确下了很多文件。相关部门认为，下了很多文件事后自己就没有责任了。其实第一次爆炸恢复生产之前，政府应该采用非常严厉的管理措施，让企业利用两三年的时间停产整顿，然后再恢复生产。这个工厂不是地下的，生产活动也不是毫无动静的，难道地方政府毫无察觉吗?再次出了事故之后才说，“我们给企业下了文件，企业为什么要恢复生产”?这说给谁听?有什么意义?我们事故不很多都这样的吗?所以说，我们对企业的检查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很突出，而我们的检查队伍也真的缺乏专业素养。

　　还有就是法治意识非常淡薄。因为事故具有离散、随机、小概率的特点，鉴于腾龙芳烃(漳州)有限公司两年都没有发生过爆炸，使企业和地方的领导班子产生了侥幸心理。但是事故发生关键是有没有存在风险，如果风险没有识别，或者识别风险没有控制，那么发生爆炸是迟早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安全管理管的不是事故，管的是事故之前对隐患的排查和治理。

　　推行现代风险治理理念

　　中国石油石化：您说要做三件事，第一是强化国家的安全生产法治，那接下来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刘铁民：法治的问题是安全生产的基准要求，不是最高要求。要搞好企业安全生产，仅靠法律的几条约束做到了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要求企业零事故。而零风险是很高的尺度要求。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基准尺度，要求不死人是高标准。这两者中间是有空白的。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高的目标要求，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企业里面全面推行现代风险治理的理念和方法。

　　中国石油石化：为什么要推行现代风险治理的理念和方法?

　　刘铁民：国际上没人使用安全管理这样的词汇，都用风险治理。两者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安全管理的核心目标是预防事故，在管理过程中就是预防事故、事故应急救援、事故发生之后调查处理责任人员。它管理的是事故。风险治理管理的不是事故，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和事故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害和危险。

　　我们目前对于安全生产管理还是存在一定的混乱。所以，采用现代风险管理的办法就是要进行危害识别、隐患评估，然后对所有发生的事故隐患，采取安全准入制度和过程控制。也就是说，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一律不准进行生产活动，即使企业达到条件了，由于从事的是具有风险的活动，所以对生产过程必须进行严格控制。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一个人在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作，却感觉不到危险，这种薄弱的安全意识本身就是事故隐患。

　　中国石油石化：第三件呢?

　　刘铁民：第三件事情就是加强应急准备能力。我们过去这些年重视了应急救援，但观念是落后的。我们认为，应急管理主要就是出了事故之后，现场如何应急处置。本世纪初到现在，国外的应急管理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以强调应急处置为重点，现在全面转移到以应急准备为核心的管理思想上来。就是所有的安全生产对事故发生之前主要的工作是应急准备。不做好准备，事故发生之后根本是无法应对的。

　　不管发生何种安全生产事故，本质是一致的。就是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得不到解决。像这样的腾龙芳烃PX爆炸事故调查报告，我见得多了—事做得很全，发了十几个文件。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发再多的文件也推卸不了自己需尽到的责任，那就是防止事故的发生。

　　责任编辑：石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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