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石化企业跟环境是什么关系?在大多数人眼中，答案可能很简单—对立。

　　这可以理解。石化企业对水、空气造成的污染经常见诸媒体，“谈化工色变”已经成为社会的常见反应。石化与环境的关系俨然进入一个僵局。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发展与环境的权衡中，发展曾占过上风，而石化企业曾经位居发展的潮头，成为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首选。

　　社会进步的阵痛

　　中国最大的几家炼化企业都成立很早。茂名石化成立于1955年、镇海炼化成立于1975年、上海石化成立于1972年、大连石化和高桥石化的前身更早，要追溯于解放前。

　　“催化一响，黄金万两。”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炼化企业落到哪里哪里就意味着丰衣足食。所以，对于伴随石化企业所产生的一些黑烟和异味，人们或者选择性地看不见、闻不到，或者认为是工业化的标志而自豪。

　　当时，石化企业与周围环境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极端“和谐”的。但这种和谐显然也是脆弱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和谐”很快被打破。

　　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仓廪实、衣食足后，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民众开始把挑剔的眼光投向石化企业与化工项目。“这是国家发展、经济水平提高、民众环境意识觉醒的标志。石化企业对此非常理解并为之欣喜。” 中国化工学会常务理事洪定一说。

　　在居民与炼化企业感情上变淡的时候，地方政府与它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少。

　　洪定一说：“5年前甚至3年前，地方招商引资最受欢迎的还是中石油、中石化。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对石化企业的态度大为转变，算的上前恭后倨。”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政策导向。

　　近年来频发的雾霾、水污染等生态问题让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在此情况下，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不应简单以GDP论英雄，并多次强调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淡化GDP，重视民生(民众生活幸福指数)”成为政绩考核的新导向。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首次被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与此同时，各地绿色GDP评价实践也在争议中积极前行。2011年，湖南省正式启动绿色GDP评价体系建设。2013年，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全面试行绿色GDP评价体系。2012年底，安徽省发布《生态强省建设实施纲要》，将16个市的生态竞争力综合指数与市长政绩直接挂钩……

　　上有所好，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自然发生了转变。

　　影响地方政府积极性的还有税收制度。2014年，中国石油税费达到了4080亿元，排在A股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石化，税费为3307亿元。从各地纳税百强企业名单上来看，石化企业一直处于领跑地位，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如茂名石化连续五年居于纳税大户榜首，2014年向国家和地方纳税280.56亿元，年纳税额连续4年超200亿元。

　　但是石化企业所缴纳的税中，国税比重很大，地税比例很小。以镇海炼化为例，这个每年利税200多亿元的大企业，留给地方政府的税收不到利税总额的15%。加上企业不再办社会，地方政府“三产”收入也在减少。

　　业内人士说：“中央税收占了大头，却把稳定、安全和环保的压力集中压在地方政府头上，加上耗能指标等考核机制越来越严格，地方政府当然对石化企业的态度日渐严苛。”

　　有了上述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许多身陷闹市的石化企业再往前发展困难重重。

　　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鹏说：“从这些大型石化基地的历史发展来看，原来都是建在离城市几十公里之外的地方。是城市逐渐发展，靠近石化基地。不是石化围城，是城围石化。但是这已经是现实，被城市包围的石化企业只有三条路可走：关停、搬迁、原地升级改造。”

　　全部关停不考虑

　　出于环保和安全的考虑，有些人不想要化工产业，认为高桥石化以及其他深处闹市的石化企业可以关停。

　　洪定一说：“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极端看法明显是不现实的。”

　　社会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起步-轻工业-重工业-重化工业，这是每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走的道路。人们不可以按照主观愿望人为地“选择”某些“更好”的产业。在计划经济年代，的确出现过通过政府控制主要资源而“选择”某些产业的情况，但往往没有可持续性，有些甚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什么产业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选择过程。某个产业最终能否发展起来，一定要看有无市场需求，有无相应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机组合，是否做到成本低、有效益、有竞争力。所以，我们不能拒绝石化产业，正如我们不能拒绝现代文明。

　　实际上，关停、限制石化企业的发展带给中国的影响已经彰显。以广受诟病的PX为例。这些年来我国PX项目上马四处碰壁，导致产能严重不足。来自安迅思的数据显示，中国市场2014年消化了全球PX总产量的约四成，对外依存度为53%，中国为此花了600亿元的外汇储备。洪定一分析说：“目前国际市场上一大特点是，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价，最终为此埋单的是消费者。”

　　大量需求的石化产品不可能主要通过进口解决，除了资金问题外更重要的是涉及产业安全的问题。就拿PX来说，14亿人口要穿衣，哪个国家能为我们生产如此数量的布匹?即使能够生产，进口时卡我们的脖子怎么办?再退一步，即使大部或全部可以进口，那么，国内靠什么产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靠什么产业创造就业机会?我们是否一定要将这样的增长机会和就业机会让给别人?

　　部分关停难度大

　　全部关停不现实，关停部分石化企业如何，尤其是在国内炼油产能严重过剩的今天?

　　对此，洪定一不以为然：“现在的问题是，全国炼油产能是总体过剩，但区域不过剩、优质产能不过剩。”目前落后产能占了国内炼油产能的很大比例。花了大价钱从国外运来的原油如果分配给产能落后的企业，便是一种浪费。

　　油品升级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和技术，非一般企业可以承担。洪定一说：“以上海为例，仅靠上海石化不能满足该市对国Ⅴ标准清洁油品的需求。高桥石化一旦关停，便会影响整个地区的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

　　上海石化独臂难支，是否可以从邻近的江苏南京等地调运呢?

　　“高桥石化1300万吨/年的产能缺口很难从邻近省区补足。这主要是从运输角度来说。”业内人士说，“即使是处于下游的加油站选址，其辐射半径、运输方式和路线都需要企业反复设计，更何况是大型炼化一体化企业。高桥石化现址已与周边成品油、化工市场形成完整的生产、运输、销售三位一体生态体系，打破后会产生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

　　目前用江苏等地炼厂替代高桥石化存在巨大困难，单说现建成品油管道就不现实：一是沿线的建筑、居民要搬迁要补偿，二是涉及大量条文、规章。业内人士举了一个例子，国家西气东输管线盖了几千枚公章，一枚公章就涉及一个标准或者一个部门。

　　无法管道输送，若只通过陆路运输，数百万吨的油品缺口，每天得需要多少油罐车往返其中?交通压力、安全压力得有多大?

　　除了区域产能不过剩外，炼化行业先进产能也不过剩。洪定一说：“现在高桥石化至少有五种产品质量处于国内和国际前列，如DCP产量占世界总产能的70%~80%，好些品类在国内都是高端的石化产品。”

　　关停虽然难度很大，但落后产能关停也是必然。

　　“一些效率很低、又老又小的石化企业可以考虑关停。”王新平说，“当然，前提是地方发展本身提出需求，而企业自身也已经没有发展的欲望。”

　　不管是中石油还是中石化为了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也考虑关停某些地方小炼油厂。王新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愿意关，地方政府出于纳税、就业和稳定的角度考虑也不愿意我们关。”

　　搬迁成本高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新建一个年产能1000万吨的炼厂，首期投资需要200亿元，如果再配套建设年产能100万吨的乙烯，首期投资需要500亿元左右。而搬迁企业现有的固定资产利用率仅为20%~30%。”王新平说，“也就是说，一个千万吨级炼油化工一体化企业搬迁前期投资需要350亿元到400亿元之间。”

　　以南京为例，90年前孙中山时期出于运输等考虑，便在长江江北一带修建了石化企业。现在南京市政府提出要整体搬迁，资金初步预算要几万亿元。

　　这些钱谁来出，从哪里出?

　　除了资金外，搬迁企业在建设年限内必须停工。炼化企业的建设年限一般为3到4年，完全搬离需要至少2年。王新平说：“这几年间，企业的资源、市场、人都是问题。”

　　资源不能利用会造成浪费、市场丢了很难找回、人员闲置会出现大量社会问题。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对于大部分深陷闹事的石化企业来说，搬迁看来不现实。

　　忽略资金、资源、市场与人等种种因素，石化企业搬迁能否根本解决问题，搬到哪里，是政府、企业以及民众的更大难题。

　　业内人士基本认为，石化企业如果一定要搬迁，最佳落脚点是科学规划、合理设计的专业石化园区。这样的化工园区首先有基本的安全距离、环保设施、公用工程保障。其次，产业园的专业化、集约化，能让入驻企业的产业链打通，互利互补，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与能耗，增加效益。

　　“有些产业园区规划听起来概念很好，但规划过程中一定要做好调研工作。”业内人士再三强调，产业园区规划时应该与潜在入园企业进行充分沟通，合理设计园区功能，做到有的放矢。政府不能自说自话，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栽好梧桐树，凤凰就会竞相飞来。如果规划出了问题，要么入园企业不足，要么入园企业无法形成产业链衔接增值，无法发挥产业园区“专业、集约、优化”的作用。

　　专业石化园区虽然是目前看来石化企业最理想的搬迁之地，但石化园区既不能存在于月球上，也不是桃花源，与外人间隔，依然存在民意驱逐的问题。在云南昆明驱逐PX项目的时候，群众喊出“不要炼化项目”的口号。在浙江宁波反对PX项目落户的时候，人们建议挪到西部去。

　　问题是，暂时落后的西部也知道今是何世。更加现实的是，全世界成熟的石化园区都选择在临海港口。因为发展石化产业需要大量的水做原料，需要交通发达节省运费，而且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来容纳市场需求。

　　逼不得已的搬迁内耗极大，搬到哪里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人们的主观意愿。因此，政府在做出搬迁决定时需要多方权衡、考虑、测算，尽量减少损失。业内人士强调：“政府应该事先测算，企业搬迁和居民搬迁，哪个投入更大。有时候让居民搬迁可能更现实，更好操作，成本更低。”

　　如果经过严格测算，还是石化企业搬迁更为现实好操作，吕大鹏呼吁：“国家虽然不大包大揽，但要给出顶层设计及相关配套政策，使石化企业搬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由于没有顶层设计，各地搬迁补偿标准不一，目前企业和地方政府谈判协商无章可循，协议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诚意和实力。参与高桥石化搬迁前期工作的同志表示，此次高桥石化搬迁意向能够达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海市政府资金比较雄厚，采取了市场化的方式方法。

　　上海市政府的补偿资金可以通过土地开发弥补。换成比较贫困的地区，政府拿不出钱，土地又卖不上价，怎么办?国家是否可以设置专项资金?

　　专家认为，在搬迁问题上，国家、地方和企业都需要履行各自的义务和责任，不能单一地推给某一方。在政策法规有章可循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实行市场化，比如搬迁企业土地的招拍挂，在标准程序的前提下可以让交易双方通过市场决定。政府不一定必须出面，但必须加强监管。同时，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减轻企业和地方的压力。

　　就地改造最现实

　　“没有必须搬迁的企业，国内的石化企业只要硬件及管理水平、安全水平、环保水平、能源消耗都达到标准，完全可以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并与周围居民和谐相处。”业内人士指出，“石化企业原地改造，应该是解决城围石化最主要的途径。”

　　炼油化工装置的安全环境风险客观存在，不能回避。但是，风险≠事故。老虎、狮子、豹子很危险，所以动物园把它们关在笼子里。只要笼子牢固、管理得当，这些动物绝不会跑出来伤害游客。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说：“炼油化工生产装置也是如此，安全环境风险是可控的。”

　　就地升级改建是石化企业最愿意接受的方案，也是国际通行的方案。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2013年做过一个课题，课题组有关成员组成的考察组赴德国、荷兰、英国以及日本考察。德国环保署专家和BASF专家介绍，欧洲没有具体规定卫生防护距离，只有防火、防爆、防污染等安全距离。“工厂围墙外都应该是安全的”。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欧洲和日本的石化企业能做到与居民和谐相处，我们能做到吗?

　　能。

　　王新平说：“之前，炼化企业执行的是1996年制定的环保排放标准，比较粗放。2015年，国家颁布了严格的法律法规。只要安全措施到位、法律条文执行到位，石化的风险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曹湘洪院士从几个方面讲述了我国现代化炼油化工装置的安全及环保风险可防、可控。

　　首先，现代技术手段能为有效控制炼油化工装置的安全环境风险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如易燃易爆的气体或液体一旦有泄漏，现场设置的报警仪能立即报告操作人员进行相应处理。比如容易发生爆炸的乙烯氧化制环氧乙烷装置对氧浓度一般进行实时三点在线检测，有二点数据异常生产装置能迅速连锁紧急停工处理。容易发生腐蚀的设备管线在容易发生腐蚀的部位设置在线腐蚀状况检测仪，可以及时报告设备管线腐蚀状况，提示人们进行处理。

　　其次，以系统工程理论为指导的风险排查、辨识和评估系统能为炼油化工企业的管理安全环境风险提供有效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风险防范措施，能有效控制安全环境事故的发生。

　　最后，人的因素在炼油化工装置的安全清洁生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仿真培训可以提高炼油化工装置管理、技术和操作人员的技术素质、操作技能、生产异常应急处理能力。员工的长期经验积累，对辨识炼油化工装置的安全环境风险、防范事故发生提供了实践基础，使炼油化工装置工程设计、设备材质采购、建设和维修施工、日常运行维护的规范、标准和操作方法，更为严格、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

　　消除民众疑虑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期，信任缺失成为社会乱象丛生的根源之一。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从宏观的政府信任、制度信任，到对专家、货币等系统信任，再到微观的消费信任与人际信任，几乎涵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环境问题尤为突出。

　　信任缺失是多方因素造成的结果。信任重建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合作。就政府层面而言，要主动引导社会的理性，以身作则，以理服人，言必信，行必果，提高公信力。就企业层面而言，让人们相信首先要先让人们看到。

　　“过去石化企业门口几乎都写着‘生产重地，闲人免进’几个大字，对进入厂区有着严格的安保要求，外来人员到厂区参观的机会并不多。现在不同了，我们对民众打开了大门，消除他们的疑虑。”吕大鹏说，今年中石化就有60多家企业“开门迎客”，让市民了解身边的石化企业。

　　去年1月开始，镇海炼化在镇海新闻网、镇海问政问效平台和微博上发布通告，所有人都可以受邀分批走进镇海炼化，了解石化企业。

　　公众代表既可以参观中央联合控制室，又可以深入装置现场;既有环保专业人员现场介绍，又有座谈交流。座谈时，镇海炼化对提问不设限。面对公众提出的涉及安全、环保、油品升级、社会责任等热点话题，镇海炼化无一回避，开诚布公正面回答。这赢得了社会公众的理解与信任。参观代表发现，原来炼化企业园区内黄发垂髫怡然自乐，野生白鹭悠闲地散步，人和自然、工业和环保可以兼顾。之后，他们纷纷主动在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载体上发表参观感受，活动效果良好。

　　九江石化是个老厂，1976年开始筹建，1980年投产。民众参观后了解到，厂区内超过80岁的老人有110多人，超过90岁的老人有14人，其中年龄最长的99岁。九江石化负责人反复申明：“我们办企业有一个宗旨，就是要碧水蓝天，就是要把我们社区建设成绿色、和谐、环境优美的社区，要构建居民友好互动关系，要和社会和谐共处。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安全、环保、高能效改造等方面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企业真的做好了，升级改造成功，每个方面达标，完全可以不用搬走。”吕大鹏说，地方政府可以考虑通过监管等措施把资本留住，把企业留住，变成吸引优质企业的“吸铁石”。这对于政府、地方和企业都大有裨益。

　　吕大鹏说：“我们能做到安全生产，现在要做的是让民众相信我们能做到。”

　　风险共担成果共享

　　与春风吹又生的蔬菜、麦田比，石化企业显然是冷的、不太亲近的。它时不时发出轰鸣、闪出火花。

　　炼油化工生产装置使用的原料，生产的产品大多易燃易爆。生产过程有的高温、有的低温、有的高压，有的反应过程控制失当会发生爆炸，有的过程使用的原料或中间产品或产品有毒。即使风险可控，人们从天然情感上也不愿意与之毗邻。如果再没有可以与当地的经济和情感相联系的纽带，石化企业更难以被居民接受。

　　事实上，石化企业与地方的牵绊确实是越来越少，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就业。现在中石油、中石化的二级单位新进人员基本由总部招聘。即使二级单位有人事任免权，由于现代化炼化企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有足够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显然不会大批招聘当地居民。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铁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邻避效应，让周围居民与炼化企业风险共担的前提是成功共享。一个项目确实能给当地带来一些经济拉动，但如果企业和政府不把这些成果拿来与公众分享，只把风险让群众承担，公众得不到实惠自然不满。”

　　每个大型石化项目一旦建成都会拉动地方经济，带来GDP的增长。刘铁民说：“仅仅是拉动GDP，没有让居民看到自己生活的具体改变是不够的。人们只会认为这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补偿措施，如允诺多少人的就业，如给予多少钱的住房补偿，如提供居民生活设施便利等。有时候给予一定的营养补偿也无可非议。”

　　在这方面，日本的石化企业会免费捐建体育馆或剧场等文化设施供当地居民使用，也会根据每个地区的情况修建高规格公路、列车专线等，方便当地居民出门。这样不仅减轻了当地政府的基础设施压力，而且拉近了居民的好感。周围居民会认为，这个石化企业进来后不是一个敌人，而会给大家增加就业机会，增加生活便利性，抵触情绪就会减轻很多。

　　这值得国内企业借鉴。

　　责任编辑：石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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