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依赖进口石油将面临包括地缘政治、海外投资开发经验缺乏、运输路线单一等风险。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2014年能源消费总量高达42.6亿吨标准煤，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23%，能源消费净增长占世界总量的61%。相对煤炭和天然气而言，当前石油安全的风险尤为突出。

　　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存的安全风险和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地缘政治和安全局势

　　石油作为工业的血液，供应安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经济实力则是衡量国家政治权力的重要指标。因此，石油安全是影响地缘政治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中国对海外能源的强劲需求和严重依赖推动了与石油输出国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发展，但是地缘政治竞争与博弈以及现存的或潜在的地区冲突将危害中国石油供应安全。

　　2014年，中国从中东、非洲、俄罗斯和中亚、中南美洲进口的石油占到石油进口总量的80%以上，并且中国的全球石油供应五大战略区域初具雏形。然而，中国海外石油供给区域和运输线路都面临多重政治和安全风险。

　　第一，中东局势自阿拉伯之春后长期动荡不安且愈演愈烈：叙利亚深陷内战，“伊斯兰国”扩散肆虐，伊拉克政权涣散虚弱，沙特、伊朗、土耳其竞相争雄，美国、俄罗斯强势干预;传统的教派冲突、民族矛盾、世俗化与伊斯兰化的碰撞仍然根深蒂固。当前争执不断冲突不止的中东形势，严重影响中东产油国的石油生产和出口、运输路线安全以及油价的稳定。

　　第二，作为中国在非洲石油投资和进口战略要地的苏丹存在着一系列问题：石油重镇阿卜耶伊州的主权归属久拖未决，积重难返的宗教种族矛盾和反政府武装冲突，悬而未决的达尔富尔危机，国家治理不善和能力低下的困境，南北苏丹对石油资源、工业冶炼、输送管道、出海港口的争夺，美国积极介入苏丹也加剧了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和石油利益重整。这其中任意不稳定因素的爆发都将严重损害中国在苏丹的石油投资回报和进口稳定。因为中国石油公司目前掌握着南苏丹约40%的石油产业权益，是南苏丹最大的石油投资国与石油的购买国，也是苏丹石油最大的投资国。

　　第三，依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悲剧的理论，中俄之间势必存在的大国战略博弈将削弱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的可靠性。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对欧、对乌挥舞的“天然气大棒”很可能在必要时变换为对华的“石油大棒”。中俄之间缺乏深度战略互信导致俄罗斯在与西方关系恶化之前，更倾向于向欧洲、日本和韩国而非中国出口石油。就被俄罗斯视为“后院”的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在中亚的油田开发和油气管道运输不仅面临着“三股势力”潜在破坏和威胁，而且伴随着中美俄欧的中亚能源战略博弈。

　　第四，在委内瑞拉，反对党与总统马杜罗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和公开化;经济不振、通胀飙升、外债高筑、货币贬值和物资短缺导致坐拥世界第一石油储量的委内瑞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委国内政局生变和经济危机加剧将抬高中国能源合作项目风险和500亿美元债务违约的风险。同时，委国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且美国又是委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委石油合作面临美国干预的风险。

　　第五，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不仅有石油供给中断的风险，而且有石油运输线路被切断或遭封锁的危险。众所周知，越南、印尼、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南海水域存在领土争端，并执意引入域外大国美国平衡中国实力，强化美国军事存在以维持地区均势。南海作为海上石油运输必经的最后一程，一旦因领土争端爆发冲突，以上三国不仅会对中国石油禁运，而且很可能联合美国封锁相关海域。

　　第六，除了以上石油供应国的地缘政治安全风险外，中国还须面对其他石油消费大国的能源竞争。中美不仅是全方位全球性战略竞争对手，而且是世界两个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家。中美能源博弈覆盖世界各主要产油区。中东、拉美、中亚、非洲和南海，甚至两极地区都是中美能源竞争和博弈的区域。中美石油争夺从对石油供给的控制力到对油价的定价权，从石油运输路线安全保障到石油开采提炼技术，涵盖石油产业上下游各领域。另外，近年来随着美国页岩油的加速开采以及美国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并减少对中东的军事义务，如果中国有意填补“权力真空”，则在外交和军事上有卷入中东冲突的风险。中日两国都主要从中东进口石油，而且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比中国更高，两国对中东石油供应保障的竞争十分激烈。另外，中日都积极争夺俄罗斯远东输油管线的原油供应和东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中印两国石油供给竞争同样激烈。这主要因为中印两国所实施的石油投资都相对集中于俄罗斯、伊朗、苏丹、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厄瓜多尔等产油地区。

　　海外石油投资与开发

　　1992年中石油在加拿大投资650万美元购买油砂开发项目开始，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以油气并购和外汇贷款换取石油的方式对海外石油投资总额高达2700亿美元左右。中国海外油气投资已遍布于全球50多个国家。但是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和开发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包括投资区域多元化不足、政治安全风险、投资出价过高、石油生产成本高和投资损失严重等方面。

　　第一，近年来中国国际石油投资区域日益多元化，已在世界各大洲几十个国家都有投资项目。不过除中石化外，中石油和中海油的海外石油投资多元化程度相对较低，其中中石油的投资集中度最高。“三桶油”与埃克森美孚、BP、壳牌、雪佛龙、道达尔等国际石油巨头仍存在着一定差距。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受区域局限的风险影响程度较大。

　　第二，正如中国石油供应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和地区局势的安全风险，而海外石油投资方面同样不容乐观。根据Woodmackenzie咨询公司的评估结果，2013年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在高风险区域的油气产量占比，分别为55%、24%和19%。而BP在高风险区域的产量仅占比5%。另外，西方鼓吹中国在全世界掠夺能源推高油价的“中国能源威胁论”一时甚嚣尘上，阻碍了中国对国外的石油投资。

　　第三，中国通常以比竞争对手更高的出价获取海外油田合同或收购国外石油公司股权。因为这更多被视为是对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举措而非仅仅是商业决定。中印同时竞价投标国际石油项目时，中国一般比要比印度出价高出10%。2006年中海油购得尼日利亚油气田时，中海油出价22.7亿美元比印度20亿美元高出13%。中国和韩国一起竞标Addax石油公司时，中国实际出价更是比韩国公司高出35%。2011年中石化收购加拿大日光能源出价每股10.8加元，而当时该公司股票收盘价只有4.59加元，溢价高达43.9%。

　　第四，中国海外石油项目生产成本相较欧美石油公司要高。2013年，中国石油公司中单桶石油生产成本最低的中石油(28.6美元/桶)比BP高20%。中石化的生产成本更是比BP高120%达到52.3美元/桶。

　　国际石油市场供给

　　当前我国国际石油供给存在原油定价缺乏话语权、国际油价波动风险和供应来源多元化程度低的挑战。当前国际石油市场供给的价格仍主要由美国把持。目前全球影响最大，交易量最多的原油期货市场有3个：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轻质低硫原油即WTI(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市场，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的BRENT(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市场，以及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的DUBAI(迪拜原油)期货市场。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WTI油价是另外两大交易所油价的定价基准，也是欧佩克等产油国油价浮动的方向标。鉴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巨大政治军事影响力和对石油交易的金融控制，以及不仅三大石油交易所，而且绝大多数石油交易都是以美元作为计价、交易、结算的货币单位，石油的定价权较大程度上还是掌控在美国手中。要实现石油去美元化和构建“石油人民币”体系，很难用准确的时间来预测。若非要一个时间，大约需要10或15年。除了石油与美元挂钩的金融控制外，埃克森美孚、壳牌、BP、道达尔和雪佛龙等西方石油巨头占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世界石油贸易量和直接投资金额，掌控着80%以上的石油石化先进技术。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间接操纵油价。

　　油价波动将对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产生重大影响。国际油价过度上涨会导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下降，即油价冲击会抑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学者研究显示，国际油价每上涨1%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减缓0.3353个百分点。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世界能源投资展望》做的关于油价冲击对世界经济影响情况的研究表明，在每桶10美元的油价上升之后的年份，亚洲地区的GDP损失平均为0.8%。高油价消耗我国外汇储备。

　　另一方面，尽管低油价对我国石油安全总体上利好，但也有一些负面影响，是把双刃剑。

　　油价过低将打击国内石油生产能力。2015年以来国际油价长期徘徊在40美元/桶左右，而国内石油生产成本则在40~50美元/桶。如果按市场规则，国内石油生产越多亏损越严重，与其高成本国内生产还不如停产购买国际石油。同时低油价将消极影响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勘探和开发的意愿，阻碍石油石化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落后产能的淘汰，低油价的替代和挤出效应将抑制国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低油价导致石油依赖型国家财政收入显着减少，因此以“贷款换石油”模式和中国进行能源合作的伙伴国(如委内瑞拉)其债务违约风险将随油价走低而升高。同时，过度依赖原油现货交易和国内石油价格机制的缺陷，导致我国原油进口存在“买的时候油价高，不买的时候油价低”的现象。

　　据研究，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程度和石油进口来源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系数高达90%以上。2014年，我国石油进口来源国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安哥拉、俄罗斯、阿曼、伊拉克和伊朗等六个国家，占进口总量的68%。而这六国中又有四个为中东国家，再加上科威特等其他中东国家，中东国家对中国出口原油将占到48%。同时对欧佩克成员国的依赖也加重风险集中度，其进口石油量占到总进口量的60%以上。显而易见，中国石油进口对中东和欧佩克依赖过度，而中东的政局不稳和地区动乱对中国石油供应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石油进口结构单一更进一步加剧地缘风险集中。中国能源供应的战略空间急需扩大。除了供给集中度外，石油进口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同样是石油供给风险的重要因素。中国的主要供应源中东产油国大多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在南美的进口国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等是美国“后院”势力范围，而在亚洲的石油供给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与中国还存在领土争端。

　　石油运输

　　海上运输通道中的“马六甲困局”和四条油气管道的脆弱性，是我国海外石油运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石油运输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程度非常高。中国目前面临的现实威胁是真正把守马六甲海峡的美军。美军在新加坡建有军事基地，并和泰国是传统的军事盟友关系，而且美国重返亚太以来还加强了与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缅甸等马六甲海峡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和平状态下，威胁海峡安全的主要因素就是海盗、海上恐怖主义和沿岸国家与中国外交关系恶化。在非和平状态下，最有可能是台海危机和南海问题爆发时，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遏止中国。另外，就是与中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争端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因发生冲突而封锁海峡。当前，马六甲海峡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三国共管。三国因争夺海峡主导权而关系微妙。三国关系的变化也将影响海峡的安全与稳定。在石油进口非常倚重的海湾地区，中国石油运输船队在霍尔莫兹海峡面临的困境极其类似于“马六甲困局”，同样存在美国封锁、地区冲突、海盗威胁的风险。

　　陆上油气运输管道被视为打破“马六甲困局”的重要方式，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中亚油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缅油气管道三条能源管道运输线路。其中，中哈原油管道2015年向中国输送原油达1080万吨，中俄原油管道向中国输送原油达1600万吨，而中缅石油管道2015年才试运行，设计输送能力为每年2200万吨。根据2015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国2014年共进口了3.72亿吨石油，三条石油管道满载输送量也仅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3.1%，即石油管道输送量相对进口总量太少，并不能实质上缓解海运中的“马六甲困局”。除了中俄管道、中亚管道存在地缘政治竞争和如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外，中缅油气管道也面临着缅甸政局变化的风险：昂山素季开启的缅甸民主化进程加速和美缅关系转暖有可能影响中缅能源合作。

　　石油储备

　　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通常被认为是平抑国际市场油价波动和短期供应短缺的有效手段，但中国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不足导致能源保险和保障作用有限。根据国务院2008年批准的《国家石油储备中长期规划》，中国将分三个阶段在2020年之前建成完备的石油储备体系。2014年，中国四大储备基地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仅相当于大约15天的原油净进口量，远低于国际能源署建议的90天标准。即使加上商业储备规模，中国当前的石油储备也仅为30天左右，石油储备保障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去甚远。美国、日本、法国的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的总规模分别为150天、180天、180。另外，中国石油储备体系还存在着民间石油储备亟待整合利用、石油储备安全系数不高、石油储备立法步伐滞后、石油储备运行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

　　未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必将与日俱增，石油对外依存的风险将考验中国能源和外交政策。加强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并与五大战略区域的石油供给国建立积极稳定的外交关系，将有助于化解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中国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需谨慎多元投资，规避急功近利的冒进政策。在降低石油对外依存的风险同时，要利用庞大的消费市场争取满足国家利益的国际石油定价的话语权;建立长期完备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以抵消油价波动的冲击;扩大石油供应来源的多元化程度以防止石油供给中断风险;建立建设多元的能源运输通道和线路以打破“马六甲困局”保障能源运输安全。总体而言，多元化是分散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集中风险的重要战略。

　　责任编辑：石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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