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成立“永久黄”，走出了“实业救国”之路。

　　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相对遥望的怀抱之中，湛蓝平静的渤海湾就像一颗明亮的宝石，镶嵌在两个半岛郁郁葱葱的海岸线上。日夜奔流不息的海水浪花，默默地记载着历史发展的荣辱和变迁，深情地预示着未来美好的追求与梦想……

　　在“十三五”规划刚刚起步的初夏，我又一次来到了天津碱厂(现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面积不大的企业发展历程展示厅。面对着眼前一幅幅陈旧的历史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斑驳老物件、一卷卷发黄的线装老资料，中国民族化学工业发展的历史足迹又一次在我眼前浮现;化工前辈百折不挠、实业报国的精神又一次给了我心灵的冲击震撼;民族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先生的追求、胸怀和远见又一次给我了神圣的精神洗礼。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叉点上，面对新时期“京津冀”战略全面实施的冲锋号角，我浮想联翩、心潮澎湃、感动不已。

　　实业救国从“盐”开始

　　鸦片战争以来，清末政府腐败无能，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在帝国列强弱肉强食的宰割中，多少志士仁人发出了救国图强的呐喊：民主救国、文化救国、军事救国、政治救国……在众多的救国呐喊声中，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先驱范旭东先生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喊，踏上了一条为民族化学工业奉献终身的创业之路!

　　范旭东先生是湖南湘阴人，1910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1912年归国，在当时的财政部任职。1913年范旭东先生到欧洲考察盐政时，看到国外盐业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蓬勃发展和技术先进的制碱厂，就萌生了回国创办中国人自己制碱厂的宏愿。

　　制碱要有原料：盐。1914年7月20日，范旭东先生就在海盐丰盛、交通便利的天津塘沽创建了久大精盐公司。为了筹集建设资金，范旭东先生采用了西方现代企业的运作方式，将公司注册为“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族工业的起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到1915年4月18日召开久大第一届股东大会时，已经收到股本金41100银元。在这些股东中，有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梁启超、参政院参政杨度、北洋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清华大学校长周寄梅、农商部长刘霖生等。鲜为人知的是，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革命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也是久大精盐的股东之一。1925年底，久大精盐的年产量达到了62000吨。久大公司“海王星”牌精盐的市场影响力逐渐扩大。

　　攻坚克难办碱厂

　　建盐厂是为了办碱厂。在成功创建了久大精盐厂的基础上，范旭东先生又积极开始了筹建制碱厂的活动。创建碱厂的第一道难题，就是盐税太重。制碱如不免税，就难以起步。范旭东先生亲笔给政府致函，请求政府给予制碱用盐免税，同时又请久大股东、担任北洋政府参议院参议兼总统咨议、政府税务处帮办的黄锡铨，利用其在政府的地位和关系反复协商，几经周折，在1917年10月9日终于获得了盐务署批准工业用盐免税的新政。范旭东激动地称之为“此为我国两千年盐史之第一次”。

　　第一道难题解决，第二道难题随之而来，制碱技术又成了拦路之虎。当时独霸世界的苏尔维制碱法，对外绝对保密，一点儿也不公开。为了解决制碱技术难题，范旭东亲自出资委托陈调甫先生，在美国学习制碱并在美国招揽技术人才，负责碱厂设计。陈调甫先生为了完成碱厂设计任务，在美国历尽了艰辛，吃尽了苦头，终于在1919年请到了一位美国顾问工程师窦凡尔博士，由他牵头负责并邀请了5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帮忙。

　　有了一个工作团队，设计很快完成。在聘请帮忙的5位留学生中，就有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制革专业的侯德榜。陈调甫与侯德榜“交虽不久，相知甚深，有如昆弟”。陈调甫热情邀请侯德榜加盟中国永利，并向范旭东先生举荐侯德榜担任永利碱厂的技术主任。范旭东对侯德榜的才华和学识倍加赞赏，当即决定邀请侯德榜先生为永利碱厂的总工程师。

　　1920年秋天，陈调甫先生带着全套图纸回国，受命主持永利碱厂的施工和设备安装工作。1924年8月，中国第一个大型碱厂建成，陈调甫不仅在碱厂设计、建设上殚精竭虑，贡献卓著，而且在荐贤用人上以大局为重，高风亮节。范旭东曾称赞陈调甫：“荐贤有功，应受上赏。”

　　永利是个技术篓子

　　在碱厂建设施工的过程中，范旭东先生深深地感到，苏尔维制碱理论上看似简单，实则步步艰辛困难，技术问题成了道道关口。为了解决一道道技术难题，也为了解决长远发展的技术储备，1922年8月，范旭东先生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在永利碱厂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聘请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化学博士孙学悟为社长。这是我国化学工业发展史上第一个厂办科研机构。他在《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缘起》一文中讲道：“近世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由。”范旭东先生认为：“要发展中国的化学工业，“无论如何，科学基础必得从切实研究，不计成败，不拘缓急，一步步前进才能建立。”范旭东先生在讲到研究社名称时曾深情地说道：“我们把研究机构定名为‘黄海’，表明了我们对海洋的深情，我们深信中国未来的命运在海洋。”

　　“黄海”研究社成立后，紧紧盯住久大、永利公司技术发展的需求，研究出了一大批有影响、有质量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久大、永利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1942年8月15日，在“黄海”研究社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时，范旭东在外地未能出席，但给孙学悟社长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记得当初扶起‘黄海’这个小宝贝，老兄异常高兴，曾经说过，愿意拿守寡的心情替中国抚养他。这话一转眼20年了，我始终觉得太沉重。现在孩子大了，老兄平日教他有志趣、有骨头、有向学的恒心、有优良的技术。他一点点都做到了，丝毫没有使老兄失望。这绝不是偶然的。人生如其说应当有意义，这总算得了人生的意义，况且继往开来，还有多数志同道合的社员在。”

　　“黄海社”成立以来，不仅广揽贤士、培育人才，而且在范旭东、孙学悟创造的这种宽松向上的研究环境中，涌现了一大批像方心芳、魏文德、王培德、赵博泉的年轻人才，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化学工业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负责人。就连周恩来总理都称赞说：“永利是个技术篓子。”

　　新中国成立后，看到新中国蓬勃发展的新气象，“黄海社”董事会申请加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于1952年2月29日以(52)院调字第0680号公函同意接管“黄海社”，同时将“黄海社”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任命孙学悟为所长。

　　“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从1914年久大精盐公司的成立，到1949年1月17日塘沽的解放，“永久黄”3个团体整整奋斗了35年。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充满了奋斗的艰辛，同技术、装备和管理的探索，同政府官僚的博弈，同英商卜内门公司的竞争，“七七事变”后率众入川，艰难西迁……“永久黄”的横空出世、“永久黄”的顽强发展，不仅预示着中国制碱工业的起步，拉开了中国民族化学工业艰难发展的大幕，而且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树起一座永久的丰碑!它的意义，正如范旭东先生1928年在永利碱公司第五届股东会议上所讲：永利的事是“应当做”的，现在的国家，如果自己不能造酸制碱，就算没有办化学工业的资格;没有这个资格，就算不成其为国家。我们常说创办制碱工业，将近非有“超人的精神”是不能成功的。它的技术艰深，全世界不过42个厂，其中4/5是属于一个系统的。它们严守秘密，办事人都是终身服务，后起的工厂想要延聘真正有经验的人帮忙，是很不容易的。

　　在久大建厂第一个30年时，范旭东先生十分动情地讲道：“30年间久大的成就，在本身业务上的表现，还远不如间接的来得伟大。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化工学术上的贡献，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基本化工界的业绩，永裕盐业公司在国际经济战线的胜利，荦荦大端，足够惊人。这在国内都是创造，在当时没有一件不是国家所不理、社会所不谈的……就是我辈伙计，躬逢其盛，亲眼看到他们弟兄，个个头角峥嵘，又何尝不欢欣鼓舞，与有荣幸!”

　　“永久黄”的巨大成就，在当时的中国足以让每一个国人倍感自豪。1926年8月，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首次参展的“红三角”牌纯碱，一举夺魁，荣获博览会金质奖章。这是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工业产品第一次获此殊荣。据史料记载，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以民商、公司及政府名义共参加了16届世博会。在16届博览会上，中国曾经获得过两次金奖：第一次是1851年“荣记湖丝”获博览会金奖。第二次是1915年“贵州茅台酒”获博览会金奖。这两个金奖都是手工艺品、农副产品。永利的“红三角”获得金奖，不仅填补了中国工业产品获得国际金奖的空白，而且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是，博览会评委称“红三角”纯碱是“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永久黄”的四大信条

　　从1914年兴办久大精盐厂开始，到1926年生产出合格的优质纯碱，以至后来事业的鼎盛发展，一些不良情绪开始在公司蔓延。工作懈怠、铺张浪费、贪图安逸、索求待遇、争名夺利等问题时有发生。面对这些问题，范旭东先生和领导团队明察秋毫，多次商讨解决的办法。范旭东先生意识到，要实现发展中国实业、服务社会这一最终目的，要走的路还很长，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必须凝聚团体的力量，抱有共同的信念，朝着共同的目标为之奋斗。

　　1934年3月20日，范旭东先生亲自在《海王》期刊上发表了《为征集团体信条请同仁发言》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凡欲做番事业，必定要有一个组织健全的团体，因为团体行动的力量是很大的……要统一团体意志，必要有团体信条。”他在文章的最后，殷切地写道：“希望本篇发表之后，凡属本团体同仁，无论职员、工友都认真地看一遍，并请详加考虑，把各人所感到的一条一条地写出来。”为了搞好信条征集工作，公司成立了“征集信条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提出了团体信条的两个原则：一要提纲挈领，二要简明切实。

　　范旭东的建议和文章得到了广大员工的积极响应，大家踊跃投稿。用《海王》编辑的话来形容：“琳琅满纸美不胜收，其中有好些是关于个人修养的……然而都是聚精会神、严密思考的产物。”在广大员工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最后由范旭东先生亲自提炼制定了“永久黄”团体“四大信条”。

　　(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 ;

　　(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 ;

　　(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

　　(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

　　“四大信条”全面、精辟地概括了“永久黄”团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作风、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永久黄”团体同仁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信念标准。“四大信条”公布后，《海王》期刊每期都用醒目的字体刊登，一直延续到1949年9月20日《海王》停刊，历时整整15年，在整个公司起到了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的教育作用。

　　“四大信条”一经面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如潮好评。不少教育家、学者、新闻界人士不断来信赞扬，并在《海王》期刊撰稿。上海、杭州、南京、汉口、广州等地的工商企业、科学工作者、大学生等纷纷来到永利、久大、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参观学习，有的希望取得经营管理技术方面的经验，有的则希望参加团体的工作。

　　在“四大信条”讨论、提炼的过程中，范旭东先生有一个很值得我们称道和学习的做法，就是企业信条要让广大员工充分参与和讨论。他把这一过程当作每一个员工自我学习、自我总结和自我教育的过程。他认为，凡是员工自我参与的东西，贯彻起来一定自觉。范旭东先生在《讲话和听话》一文中这样写道：“言者心之声，人既有感觉，叫他不说出来是不应该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并且人一多了，一个说一句，就要庞杂起来，所以庞杂也是不能免的。最好是顺着本性，说者尽管说，听者尽管听。我们只把说和听的方法改善，使它归纳到利最大弊最小的境地。我想最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到了应该说话的地方，如会议席上，就千万莫缄默不语;应该听的话，如多数有识者的意见，就千万莫随便忘记。讲话和听话虽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然而其中大有方术和研究的必要!”

　　“四大信条”培育企业文化

　　作为实业家，范旭东先生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发展实业的步子。从“永久黄”不间断地改造扩产，到天津至南京的工厂布局;从纯碱到硫酸的产品延伸，到抗战胜利后的“十厂计划”，充分彰显了范旭东先生的远大抱负和创业激情。

　　1943年9月26日，面对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形势，范旭东又一次致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化工建设，直接关系国防农工，国人属望之深，殆无其比。”他极有远见地分析：“窃维战后工业建设，经纬万端，为争取时机，必当及早准备，尤以国外设计采购部分为重要，一旦停战，各国势必倾全力于复兴，彼时器材之迫切需要更甚于现金。”在信中，范旭东提出了具体的“十厂计划”。同年10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批复：“原则可行，希先与孔副院长及翁部长切商具体办法呈核可也。”

　　范旭东先生提出“十厂计划”的具体设想是：“第一厂塘沽碱厂，第二厂南京硫酸铔厂，第三厂五通桥深井与新法硝酸肥料厂，第四厂南京塑型品厂(电木厂)，第五厂株洲水泥厂，第六厂青岛电解烧碱漂粉厂，第七厂株洲硫酸铔厂，第八厂南京新法碱厂，第九厂上海玻璃厂，第十厂株洲炼焦厂。”

　　1945年9月11日，永利公司迎着抗战胜利的喜讯，再次呈文战时生产局：“现在抗战胜利结束，必当争取时机加紧建设，以符国策。公司原拟计划，拟即逐步进行，以树立中国化工之基础。”谁能料到，1945年10月4日，一次急性黄疸病无情地夺去了年仅62岁的范旭东先生的生命。伟人的不幸去世，给永利公司、给世人、给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当时，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主席得知范旭东先生的噩耗后，亲笔为范旭东先生书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

　　据说，1949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邀请侯德榜先生到中南海促膝长谈。侯德榜给毛泽东主席详细汇报了范旭东先生的“十厂计划”。毛泽东对“十厂计划”表示高度赞赏。毛泽东在会见结束时对侯德榜亲切地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的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历史从来都是激励现实的一面镜子。只有经历过艰难困苦的民族，才会对民族复兴充满如此强烈的渴望;只有遭遇过列强凌辱的国家，才会对强国之路充满如此坚定的追求。今天，曾经创造过历史辉煌的渤海湾，又一次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大渤海湾经济圈、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跨越等一系列战略的推出，安宁平静的渤海湾又一次掀起了生机勃发的春潮。

　　责任编辑：石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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