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井、建码头、建基地，莺歌海成为石油人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发祥地”。

　　20世纪50年代中期，莺歌海镇的渔民看到驻军播放的电影《海上巴库》里描绘的油气苗画面，联想起曾在水道口附近海面见到过同样的场景，就向莺歌海盐场汇报。后来地质部、石油工业部先后派人来此核查油气苗情况，尤其是1958年至1961年，广东省石油局104队使用六分仪测量出了油气苗的具体位置坐标，成为有据可查的油气苗位置的最早资料。1963年至1965年，中国石油人又用自己的智慧研制出浮筒钻井，在莺歌海附近海域打了三口井，莺歌海也因此成为中国石油人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发祥地”。

　　笔者访问了三位南海石油勘探的地质工作者，听他们讲述了南海石油勘探筹备的往事。

　　邹家智：肩上担子沉甸甸

　　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问时任燃料化学工业部革委会主任康世恩能不能开展外海石油勘探，康世恩回答说：“可以。”那时我在江汉油田的五七干校，石油部打电话告诉干校，让我1971年十一以前去北京。

　　到了北京，石油部政治部副主任任成玉带我到京西宾馆去见康世恩部长。康部长向我转述了周恩来总理的期望，建议我先去广东，向广东省委汇报重上南海石油勘探的决心，再在广东考察一番，理清思路。

　　我们在广东各地包括海南地区进行了考察。各地都表态：“完全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我们从茂名到广州后，因为要找住的地方，没有及时向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陈郁报告。他着急地向广东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询问我们到了没有。我们跟他通电话时，他先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还没吃。他就邀请我和张志友到他家吃晚饭。到他家后我才知道，他已经吃过晚饭了，这顿晚饭是专门为我们做的。陈郁当时就问我们怎么打井，在哪里打，而且当场要求我给康部长打电话汇报情况。康部长在电话那端高兴地说：“他急，事就好办，但是事情得一步步来。”

　　在陈郁家吃过晚饭，我们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当时燃化部党组正在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大家谈到世界范围内只有南海是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外国人都在觊觎着它，所以我们要成立海上石油勘探局。南海要建点，这个点建在哪里?有地质师提出建在西沙。康部长说，搞海洋石油要研究海。永兴岛是大平台，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打一钻，就地取资料搞研究。永兴岛上的井是资料井，也是研究井、政治井。大家基本形成一个共识：要上西沙。

　　我国各个石油勘探基地在筹备的时候，没有哪家受到像南海基地这样的重视。从打井、建码头、建基地到干部配备，康部长都亲自过问。对如何引进、用好勘探装备，如何引进外资合作勘探，他更是费心。1973年燃化部副部长徐今强、张文彬受康部长委托先后到广东视察基地的筹备情况，与广东省委领导陈郁和刘田夫及燃化厅、茂名石油公司领导讨论了南海石油勘探筹备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唐克副部长也来过多次。

　　1973年7月，我陪茂名市委书记兼茂名石油公司党委书记李华瑞带着公司计划处处长、基建处处长去石油部汇报工作。入住招待所后，我就向康部长报告。我把李华瑞书记要谈的问题说了一遍，还对基地码头建设规划图做了说明。他们当即把建码头、建基地、引进下海装备的事定下来了。当天下午，唐克副部长受康部长的委托到招待所来看李华瑞，并告知康部长的决定：到西沙钻井，引进一艘地震船、一艘钻井船和几艘工作船。茂名石油公司计划处处长胡玉顺高兴地说：“我们来石油部办事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这都是沾了重上南海石油的光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南海石油勘探。”

　　1976年3月，康部长抱病来到北海市。他的秘书通知我去北海市委招待所汇报工作，同去的还有管基建的副指挥李有元和副总地质师祖家琪。考虑到他身体不好，秘书建议他工作半天。可他听起汇报来就忘了病，总是超时。康部长对从法国引进的“滨海502”地震船(渤海借给南海的)所做的测线听得时间长、看得细、问得多。他站着看地质构造图，跪着看物探测线，对物探结果感到满意：“有点儿眉目了。”

　　康部长要求我们通过物探搞清大断层的位置、走向、倾角，断层上盘的基底、起伏，断层下盘的构造形态、岩性等。珠江口、莺歌海、北部湾要加密测线。海上打井成本高，一定要多做物探，搞好物探，要探到哪里可能有油。我们整整谈了4个大半天。其间有一天，他想去海上看看。我们到了码头，海军现场值班人员说：“风太大，出海不安全。”康部长望海兴叹：“搞海洋石油不易，南海更难搞。”

　　我们告辞时，他把我们送到门外，指着我对广西的陪同人员说：“以后要油就找他。”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康部长有一次在病中让我去北京301医院汇报工作。没想到石油部的同事们见康部长一面都很难，我不仅见到了康部长，而且向他汇报了约三个半小时，大大超出了护士允许的时间，受到了护士的批评。

　　西沙这口井开钻之后发生了“西沙海战”，我和张志友参加了前线指挥。那时前线指挥部经常开会通报战况，气氛很紧张。在整个战斗期间，我们配合解放军指战员运军资、修军舰、救治伤员，部队对我们石油队伍的表现很满意，给石油部写了感谢信。康部长得知此事后，很高兴。

　　西沙这口井虽然没有油气显示，但起到了“政治井”的作用。同时，我们意识到了装备对于搞海洋石油的重要性，很快定制了三艘钻井船，即“南海一号”、“南海二号”和“南海三号”，分别由张志友和王彦赴新加坡、日本监造。那时我们国家外汇非常紧张，康部长告诉我：“引进一艘钻井船，比买一架波音飞机还贵!”

　　温连枝：选址粟裕拍板

　　1973年2月，燃化部决定成立南海石油勘探筹备处，把我们从江汉、茂名调来。邹家智当书记、张志友当指挥，李有元、陈有年当副指挥，我当政治部主任。邹家智全面负责，张志友管生产，我管人事和政工。

　　5月，我们转移到海康一个部队的旧兵营。那是解放军解放海南岛以后在现在的雷州市关贸用土坯砖建的一些营房，因为部队转移了，所以那个地方荒废了。我们几百人的队伍，包括刚从大港调来的一部分搞物探的和641钻井队就住在那里。我们在兵营里面待了一年左右，当时有十几户家属随住。下雨时营房房顶上到处漏水，地上蜈蚣、老鼠到处跑。军营离雷州市还有几公里，孩子上学、买菜买米都很困难。

　　这里只是临时落脚的地方。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决定转移基地。基地选址在什么地方?我们考虑了几个地方，一个是茂名市电白县的博贺港。我们当时归茂名石油公司管，那里离茂名油公司近一些。后来考虑博贺港交通不方便，海港条件不好，稍微大点儿的船进不去，不是很理想。我们也曾考虑过深圳，但那时深圳还是个小镇，不具备建基地的条件。

　　我们最后觉得湛江合适。为什么呢?首先湛江港口非常好，是南方最大的良港，港湾水深30米，一万吨的油船可以进来。其次是避风条件好。再加上交通运输条件好，广汉线直达广州，铁路从湛江直通广西黎塘、北京，当时就有民航机场。最后，考虑到成立南海勘探指挥部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整个南海，东到台湾海峡，西到北部湾，南到西沙、南沙，湛江位于最中心的位置。当时，地质部第二海洋大队在北部湾做了一些勘探，海上物探已经发现了构造，海南岛莺歌海已经打过井了。所以我们还是考虑把主战场放在北部湾、莺歌海。我们达成初步意见后向茂名石油公司、石油部汇报，将基地定在湛江。

　　1973年，粟裕大将抓全国的港口建设，到湛江检查湛江的港口建设。我们同湛江市建委、市委领导一起向他汇报，我们要搞海洋勘探，要建个码头。湛江市建委也汇报了相关情况。粟裕说，现在湛江港西面的霞山、赤坎建了不少港，湛江港的东面还是空白，你们把港口建在湛江港东面的坡头。你们有实力搞电、搞铁路，把湛江港的东面搞活。他这个想法考虑得很长远。

　　粟裕叫市委把南油码头规划在坡头，但是当时南海舰队不同意，他们说这个地方是海军基地预留地。于是，湛江市委书记、市长、我们筹备处几位领导、南海舰队一位参谋长一同向广东省政府汇报。经协调，省里批复给了我们500米的海岸线。

　　胡代圣：相纸超过200米

　　我1965年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被分到石油部工作。此后在大庆、石油部地质二线工作了几年。1972年10月20日，我来到广东茂名，进入新组建的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筹备处工作。

　　到茂名后，我被安顿在茂名石油公司门口的“越南楼”。7月22日，22号台风到达茂名，把能容纳四五千人吃饭的茂名石油公司当时最大的食堂房顶整个掀掉。雨从四面八方灌进我的屋子，整个楼房都在摇晃。我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台风。台风过后，房顶上的瓦被吹到了几百米外。我们大食堂的窗户玻璃全部被吹破，整个茂名街上所有店面也都关门了，我们没有饭吃。台风就这样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由于那时我刚抵达茂名，又刚好是22日刮22号台风，所以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

　　从江汉油田五七干校派到茂名的有12个人。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出去“跑野外”充实资料。1972年到1975年，我一直在“跑野外”。我们三个人一组，带着装有罗盘、榔头、放大镜、盐酸等工具的“地质包”，跑遍了从粤西的廉江、高州、茂名，到粤中的开平、阳江、三水、东莞、惠州等地。那时候有些人不理解，问：“为什么我们搞海洋石油的要在陆地搞勘探?”我解释说：“因为海底是一片海水，什么也看不见，我们跑陆地，就是由陆推海，根据陆地的地质情况，再往海里去推测。”那时蛇口还是个小渔村，我1975年去时，按理说需要提供边防证，但当时我们只有介绍信，要办边防证还得跑回湛江，非常麻烦。观澜公社的书记看了我的出差介绍信后说：“没关系，你们是探矿的，我叫民兵带你们进去吧。”

　　1975年底，地震船“南海501”抵达湛江。1976年春节前这艘船出珠江口搞海上地震。我在后方做地震资料的解释、处理工作。我们记录、处理剖面的相纸非常长，卷成一卷后，许多女同志都抱不动。

　　我们在东经108度做的两条剖面都是地震船连续两天两夜采集的，都超过240公里，相应的剖面图也很长。我们当时住在招待所，没有地方看剖面，就在走廊里看。招待所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的剖面图真长，快赶上我们的走廊那么长了。”我说：“你们的走廊可没有我们的剖面图长。”结果打开一看，走廊铺满了，我手里的剖面图还有很长。一量，相纸超过了200米。

　　我们当时主要做构造解释。那时还谈不上哪里有油气、哪里有沉积、厚度有多少、构造面积多大，我们当时只是先搞大面积普查。

　　当时，我们住在湛江海康县官茂(现属雷州市)的旧军营房中，条件非常艰苦。陈郁是当年广东省省长，曾担任过燃料工业部部长，知道我们的艰辛。他写过一副对联：“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这是对我们野外地质工作者工作条件的真实写照。他知道我们搞地质的艰苦，经常来看望我们，跟我们的感情特别深。我们的粮票开始时和城市居民是一个标准，男员工每月27斤，女员工每月23斤。陈老把我们男员工每月的粮票增加到32斤，女员工也有上调，我们都很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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