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油气市场供求关系延续宽松态势，新技术革命、全球气候变化对油气企业转型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世界油气行业正经历着重大变革。这都预示着“一带一路”油气合作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朱和指出：“在落地生根后，中国油气‘一带一路’合作进入到了深耕细作阶段。下一步需要更加务实地推进，促进更加深入的联通。”

　　规划全产业链合作

　　“一带一路”能源领域的合作，特别是油气合作目前正在向包括炼化、管道、工程技术服务在内的全产业链迈进。对此，朱和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合作重点从高油价期的油气勘探上游转变为低油价期的整个上中下游，中国油气企业需要更好地规划贯穿上中下游的全产业链合作。”

　　近年来，中国石化加大了与“一带一路”沿线俄罗斯和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力度，合作领域从上游勘探开采延伸至中游炼化，业务范围覆盖油气和炼化投资、国际贸易、石油工程和炼化工程服务等多个领域。

　　中国石化的业务涵盖从勘探开发、炼油化工到产品销售全产业链条，特别是其具有的巨大的炼化产业优势，为促进能源合作向全产业价值链延伸提供了“发力点”。

　　2015年12月17日，中国石化收购俄罗斯西布尔集团公司10%股权顺利交割。西布尔石化项目遍布西伯利亚，成倍增加了俄罗斯轻烃制高附加值石化产品加工量，将使俄罗斯从一个聚丙烯等净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为满足俄罗斯和中国日益增长的聚乙烯和聚丙烯市场需求，2016年9月2日中国石化与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俄石油)签署协议，共同开展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天然气加工和石化综合设施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工作。该项目一期加工能力约为50亿立方米/年天然气，生产下游聚合物和石化产品，主要面向俄罗斯和中国市场销售。中国石化表示，中国炼化技术将参与该项目工艺方案的比选和制定。该项目是中国炼化技术“走出去”的又一次积极有益的尝试。

　　在非洲，中国石化与埃及石化产业的合作可谓遍地开花。随着国内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快速增长，埃及成为非洲燃料需求最大的国家。资料显示，中国石化助推埃及石化全产业链建设，在上游勘探区块获取、中游石油化工项目、下游仓储管输，以及原油与成品油贸易、人民币支付等方面，与埃及全面展开合作。未来，中国石化还将加强与埃及在油气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重点。低油价下，中国石化显现出炼化优势，未来的发展应该比较偏重于中下游。但这不等于上游合作停滞不前。中国石化具有一定的上游基础，在“一带一路”地区页岩气开发中，可以把涪陵页岩气的经验移植出去。

　　资料显示，在炼油化工领域，中国石油分别在苏丹、哈萨克斯坦、乍得、尼日尔等国家运营及在建炼化项目，已形成1300万吨/年加工生产能力。其中，喀土穆炼油厂全部采用中方标准设计建造，苏丹成为非洲率先使用无铅汽油的国家。而与哈萨克斯坦合作的投资额达16亿美元的PKOP炼油厂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全业务链发展。

　　在朱和看来：“中国石油的‘一带一路’合作以上游为主，近年来也延伸到中下游，比如在苏丹等国家的炼厂项目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家公司的合作方式和走向会有所不同。”

　　对民营油气和化工企业来说，“一带一路”同样意味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低油价的收购潮中，民营油气企业收购了油气资源国的一些中小炼化项目。例如，广汇能源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已具有一些影响。民营企业虽然从资金范围和资产项目来看比央企要少一些，但在国家政策鼓励和自身具有的灵活机制条件下，有望在“一带一路”油气合作中发挥自身优势。

　　近年来，中国民营化工企业积极探索和尝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并购、投资、销售等广泛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和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化工行业的全球机遇》显示，中国的轮胎制造、天然橡胶种植、天然胶加工、模具制造与维修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投资设厂。

　　合作趋向高端化

　　业内专家指出，随着石化行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行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也将逐步提高。集群化、一体化、基地化和高端化，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继高铁、核电之后，炼化已成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第三张“国家名片”。这说明，中国的炼化技术已具备走向国际高端市场的实力和条件。

　　在当前低油价环境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有发展炼化工业和引入工程服务的规划。资料显示，未来五年，中东海湾国家在建和拟建的炼油能力达9500万吨/年、石油化学品产能达5400万吨/年。未来十年，俄罗斯将建设6座世界级乙烯装置及下游衍生物装置。

　　以领先的炼化技术和强大的工程建设服务能力为后盾，中国石化欲在新兴市场中不断扩大战略版图，助力打造中国石化炼油化工“国家名片”，为炼化业务“走出去”充当排头兵、主力军。

　　沙特阿拉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蓝图中的重要合作国家之一。中国石化与沙特的战略合作已从油气资源向高附加值、研发方向转型。

　　2016年1月20日，中国石化首个海外炼化项目——与沙特阿美合资的中沙延布炼油厂投产启动。这是迄今中国在沙特最大的投资项目。延布炼厂的设计加工能力为40万桶原油/日(约合2000万吨/年)，拥有世界领先的炼化设施，HSE标准和生产运行管理标准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生产的汽柴油质量可满足美国标准和欧V标准。2016年，中国石化在沙特成立了中东研发中心，以基础性、前瞻性和应用技术研究为主。

　　据悉，未来中国石化与沙特在机械制造、技术研发、井筒大包、非常规油气开采及其他高端服务市场将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

　　作为打造“一带一路”炼化“国家名片”的参与者，中国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深耕中亚和中东市场。在哈萨克斯坦，炼化工程公司对该国最大的炼油厂阿特劳炼油厂进行了改造升级，于2015年结束了哈萨克斯坦不能生产高标号汽油的历史。在以联合体方式参与建设的科威特阿祖尔炼油厂项目中，炼化工程公司采用了最先进的工艺技术、最高的安全环保标准，聘用了世界顶级的项目管理公司。据悉，该项目达到了科威特国内和国际环保要求和标准，投产初期将为科威特发电厂提供低硫燃料油，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改善空气质量。下一阶段，项目将以生产超低硫汽油为主。

　　朱和指出，以炼化为“国家名片”走向“一带一路”，中国油气企业需要将海外炼厂的合资合作合赢继续深入推进，取得更多成效，促进油气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

　　合作与金融共荣

　　能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四年来，资金融通不断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新型金融机制，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金融机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了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网络。

　　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战略研究室高级经济师张爱国认为，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工具服务能源合作，有了发展的载体;而能源合作只有插上金融的翅膀才能高飞远翔。只有能源与金融相互促进、互为一体、共生共荣，“一带一路”政策才能落到实处。

　　“一带一路”能源金融合作方式，主要涉及融资、保险以及货币结算服务支持等方面。融资支持主要表现为银行、保险机构以及部分基金为能源合作提供低息贷款;保险支持主要体现为保险机构为能源合作提供货物设备运输、人身安全、施工过程、融资、投资信用等方面的风险保障;货币结算支持主要表现为部分国有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营业网点，为能源企业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

　　“一带一路”上的油气合作多为大型项目和产能合作，因此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和融通。张爱国指出，油气企业在管道建设、炼厂建设、勘探开发区块合作过程中有大量融资需求;海外石油工程施工中涉及海运、人身和财产保险，伊朗、伊拉克、埃及、苏丹等地缘政治风险突出的国家有迫切的财务保险和信用保险需求;在埃及等汇率波动较大的国家，企业如采用人民币结算，可降低汇率波动风险。

　　融资瓶颈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挑战。朱和指出：“‘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应该能够更好地促进能源金融合作。”而这需要政府、企业和金融保险机构等多方的参与和推动。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的支持力度。

　　对中国能源企业来说，应该在促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石油在“一带一路”油气合作圆桌会议上提出，这包括构建大型能源合作项目不同国别投资主体共同参与的投资体系;建立服务于“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项目的多边金融支持平台，真正实现产业和金融的高度融合;推动“一带一路”各国在防范重大风险、货币价格稳定、投融资平台和信用评级等方面开展务实有效合作，建立“一带一路”项目投融资协调机制，创建保护投融资安全、应对危机的合作机制，切实防范各类重大风险。

　　中国油气企业要充分运用好“一带一路”金融领域的相关政策，有效规避风险，提升企业合作效益。为此，张爱国提出三方面建议。首先，积极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融资，降低融资成本。其次，根据项目特点，积极利用保险机构提供的新保险品种，如防范战争、征收、政治动乱等的险种，有效规避项目风险。再次，在与中国已签订人民币互换协议的资源国，如俄罗斯、埃及、阿联酋、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积极利用中国银行提供的当地人民币结算业务，有效防范美元结算汇率波动风险，减少资金周转时间，降低资金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仔细研判合作风险

　　国际油价、地缘政治、国际汇率、政策法律、文化冲突……中国油气企业在“一带一路”合作中挖掘巨大商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风险与挑战。

　　对于国际油价走势，不少业内专家持有限乐观态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许勤华博士认为：“美国能源新政对化石能源的倚重能够引领世界能源发展，在一定期限重新加重对化石能源的重视程度，油气行业也因此能够得到恢复和再平衡。但是，受经济因素、替代燃料、能效大幅度提高和环境等因素制约，再平衡过程延长，恢复增长困难加大。”可见国际油价仍然是“一带一路”上油气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一带一路”沿线资源国历来是大国政治博弈的主战场，地缘政治的风吹草动牵引着油气合作各方的神经。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国际石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庞昌伟教授指出：“许多中南亚—西亚国家处于‘伊斯兰动荡弧’地带，资源开发条件艰苦，封建酋长制、威权体制、政教合一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困难，民族宗教纷争不断，边界冲突仍频。”有鉴于此，地缘政治动荡导致的政治风险、投资法律环境恶劣和安全问题等，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潜在风险。

　　许勤华提出，在所有风险中，政治风险最不可量化和把控。能源投资往往会因此血本无归，使合作双方的良好愿望付之东流，而且极易引发国家间的纠纷。在朱和看来，“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油气管线设施和人员安全，需要依靠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当然，油气企业要做好风险预案，加强风险防范意识。

　　在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能源金融合作也存在一定风险。不过，张爱国指出：“目前来看，总体风险是可控的。”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消息显示，该行3年来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贷款1682亿美元，支持项目600多个，不良贷款率连续48个季度低于1%，绝大部分国际合作项目还本付息情况良好，资产质量保持稳定。

　　投资与风险相伴。而能源合作投资金额动辄巨大。因此，业内专家指出，中国油气企业需要在投资之前进行扎实细致的可行性论证，强化境外工程项目的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并与所在国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充分协调，包括政府层面要力争签署投资保护协议等，金融机构应积极协助企业做好项目风险评估，提供风险咨询服务，从而降低项目投资风险，提升项目盈利水平。同时，企业要构建适合自身特点的、完善的风险预警和防控体系，以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

　　“一带一路”油气合作在政策沟通、机制对接、设备标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税收政策、具体的技术标准和资金融通等。对于这些前进中遇到的问题，需要中国油气企业与沿线国家和企业多接触多了解，促进更加深入的联通和互利共赢。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在合作中寻找双方的契合点，从双方需要互补的内容来加以支持和深入推进。他强调指出，“一带一路”油气合作往往涉及各自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处理一些利益攸关的问题上要注意对合作国家的利益关切。

　　责任编辑：石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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