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原油消费量近6亿吨，进口超过4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逼近70%;天然气消费量近2400亿立方米，进口超过900亿立方米，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

　　自去年以来，中美两个大国从以往的“战略合作伙伴”逐步向“战略竞争对手”转变，包括中东、俄罗斯、中亚、拉美等中国传统油气供应与合作区的地缘政治形势不断恶化。

　　2017年，中国用于进口石油的外汇储备已达1600亿美元左右，考虑到今年以来油价显著上涨，预计中国2018年用于进口石油的外汇储备将达到2300亿美元左右。

　　日益高涨的对外依存度、地缘政治的不断恶化、国家外汇储备的巨大压力，使中国能源界和政府高层再次把解决“石油安全”问题作为重点战略性问题来抓，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我们到底需要向全世界传递怎样的中国能源安全状况信息?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看法：

　　能源供应不是问题

　　中国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敏感度”很高，但中国有能力、有渠道应对供应短缺甚至“供应中断”的极端情况，换句话说，中国的能源供需体系并不“脆弱”，正所谓“敏感但不脆弱”。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度”很高的全球性时代，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生产、供应和消费，已经高度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北美、东亚和西欧等消费中心高度依赖俄罗斯中亚、中东、美洲和非洲等生产中心，同时后者在出口、财政收入及石油金融上高度依赖前者，这是一个“复合相互依赖”格局。

　　之所以说“敏感”，就是指中国对依赖中东、俄罗斯中亚、拉美以及未来美国石油天然气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一旦油气供应国(资源国)出现风吹草动，中国作为消费大国和首要进口国就感到“紧张”，有点“资源国一打喷嚏，中国就感冒”的迹象。之所以说“并不脆弱”，就是中国实际上并不需要作出战略性的让步和调整，并耗费巨大的资源和代价对应对外部油气供给减少这一问题。虽然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70%，但石油消费毕竟只占当前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18%左右，天然气只占8%左右，而煤炭这一传统主力能源的消费占比一直在60%以上。综合测算，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只有20%左右。

　　这意味着，如果出现“供应中断”等极端情况，在暂不考虑煤炭对大气环境污染等负面因素情况下，加上中国逐步完善的石油天然气战略储备、逐步提升的能源利用效率以及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能源供应的主体问题。

　　天然气供应有待加强

　　中国的能源安全如果真有问题，那也不是石油安全问题，而是突出表现为天然气安全供应问题。相比居高不下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还不到40%。但考虑到中国天然气消费和供应市场远不如石油市场成熟，天然气价格改革尚未到位;加上天然气消费量因季节变化而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性、调峰难度大，以及社会各界对天然气这一清洁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定位和作用尚未形成共识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中国目前天然气安全问题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石油安全问题。

　　去冬今春的全国大范围的“气荒”已经凸显了中国的天然气供应安全的严峻性。有专家认为，如果应对不力或缺乏手段，2018至2019年的冬春时节可能会再次爆发“气荒”，政府、企业和社会可能需要耗费更大的资源和成本来保障天然气安全足量供应问题。

　　如何应对中国天然气消费这种季节性的不稳定?除了在国内通过构建储气设施等办法外，如果能够将这种不稳定通过合理方式传导至出口国与过境国，并建立起稳定、灵活的涵盖出口国、过境国和消费国三方的协调机制和价格调节机制，则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长远来看，后者显得更加重要。

　　建立新型合作机制

　　未来中国长期处于全球第一大石油天然气进口国的情形下，尽快推动对现有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和石油合作规制进行调整完善是当务之急。众所周知，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和石油合作规制是美国、欧洲(OECD)这样的传统消费大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俄罗斯这样传统生产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博弈和谋和而逐步形成的。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是该治理体系和合作规制建构过程中的旁观者，目前也是使用者和受益者。

　　随着美国因“页岩革命”成功而逐步在北美地区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能源供需体系，随着中国对全球油气需求量不断攀升并在未来长期处于第一大进口国的现实，推动建立由中国作为核心攸关方主导、印度和日韩等油气进口大国参与的，与OPEC、俄罗斯中亚、拉美地区等生产商和供应商形成密切关系的新型合作机制，将显得刻不容缓。

　　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

　　进口的多元化、低成本化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是解决油气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但同时也要做好对“供应中断”等“黑天鹅”事件的防范和预警。面对供应的紧张甚至短缺，构建起多渠道、多元化的能源供应体系是必由之路。截至目前，我国已在西北(面向中亚地区)、东北(面向俄罗斯地区)、西南(面向缅甸，解决“马六甲困境”)和东部(海上进口)初步构建起跨境油气供应和贸易体系。下步重点是要不断完善这种多元格局的供需体系，而其中的核心工作除了保障这几大通道的安全稳定运营外，还要建立起合理的定价机制。

　　价格机制建立一直是跨境油气供应和贸易的难点。历史上看，跨境石油天然气的供应与贸易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常常为生产国、过境国或者消费国所利用，成为与政治挂钩的典型“IPE”(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也是石油天然气的地缘政治属性的体现，中国需要逐步适应并利用这一属性，逐步形成自己的能源安全观和符合自身特点的能源供应格局。

　　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对“供应中断”等“黑天鹅”事件的防范和预警。一方面可通过技术创新推动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可从国家层面构建完善的石油战略储备和天然气储气库设施。当然，还要做好不同情景下的预测和规划，未雨绸缪做好应对。

　　总之，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是个老问题，也是个新问题，因为能源安全这一问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需要新思维和新举措。但是，对于能源安全问题也大可不必过分担心和焦虑，因为这一问题对中国而言虽然很“敏感”，但中国应对起来并不“脆弱”。“敏感而不脆弱”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面对能源安全问题的基本面和总体考量。

　　责任编辑：周志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