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我国石油产量仅为10万吨，2010年破2亿吨。与此同时，中国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了“陆相生油理论”。

　　从10万吨到2亿吨

　　洋油，现在鲜少有人提及。但在解放前，对年产量仅10万吨的贫油国中国来讲，洋油是石油消费的“顶梁柱”。到1949年，我国也仅有甘肃老君庙、陕西延长、新疆独山子等几个小气田。石油累计探明地质储量仅为3000万吨，天然气探明储量不足4亿立方米，年产油气12.1万吨和1100万立方米，原油加工量仅为11.6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石油工业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发现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随后，全国石油产量显著增加，1953年超过50万吨，1956年首次超过百万吨。到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初步建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和四川等4个油气生产基地，石油年产量接近400万吨，天然气产量突破亿立方米。

　　解决了“石油工业是靠天然油还是人造油”的问题之后，我国做出了“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决定，仅用1年时间便发现了大庆油田。1963年，我国石油产量突破600万吨，正式实现石油消费自给。我国石油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十年特殊时期，我国的石油工作者仍没有放弃探索的脚步。在一系列石油会战的推动下，中国的石油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有力支撑了国家经济发展。1976年，大庆油田产量突破5000万吨。1978年，中国石油产量首次步入亿吨行列，成为当时全球第八大产油国。

　　1978年，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这为我国石油行业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1981年8月，党和国家决定实行石油产量一亿吨包干政策。同时，中央出台了石油行业开放搞活重大措施，大大增强了石油工业活力，我国石油工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5年，我国石油产量达到1.25亿吨，成为全球第六大产油国。1989年塔里木石油会战、1992年吐哈石油会战，揭开了西部叠合盆地油气勘探开发的序幕，为2亿吨石油年产量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首次突破2亿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油气行业体制机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相继推出，涵盖了上游准入、市场化定价、管网改革、市场监管、原油进出口管理等。我国石油产量连续5年保持稳定增长，2015年创下2.15亿吨的历史纪录。

　　虽然，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油价暴跌给我国石油工业提出了新的挑战，但经过三年左右的优化调整，三大石油公司快速适应了低油价环境，实现了油气上游业务效益发展。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做出大力提升勘探开发力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批示。三大石油公司积极承担责任，确立国内勘探开发业务“优先发展”的战略定位。2018年，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量9.59亿吨，同比增长9.4%，逆转连续两年的下降颓势;新增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8311.5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9.7%;新发现一个亿吨级油田，三个千亿立方米气田和一个千亿立方米页岩气田;全年共生产石油1.89亿吨、天然气1415亿立方米，基本实现“油稳气增”，即使在低油价与如今错综复杂的市场条件下也展现出了良好的韧劲和发展潜力。

　　从海相生油到陆相生油理论

　　70年后的今天，我国石油产量突破2亿吨，在其背后支撑的是填补世界空白的找油理论。

　　世界早期发现的石油几乎是海相地层生成的。特别是1913年，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部地区钻了几口百十来米深的井找油，只发现了陆相地层，最终一无所获。中国由此被戴上了“陆相贫油”的帽子。此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找油工作几乎停滞。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地质学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新疆和甘肃的陆相地层中找到了独山子和老君庙两个油田，拉开了中国陆相找油的序幕。1941年，潘钟祥正式提出了“陆相地层生油”的观点，为我国的找油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1958年2月，中央做出了“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松辽盆地成为找油的重点地区。1958年8月，第一口勘探井—松基1井开钻。1959年9月，在第三口井—松基3井中喷出有工业价值的石油，发现了特大型的大庆油田，石油产自距今1亿多年前的陆相地层中。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中国又在渤海湾、江苏、江汉、河南等地区的陆相地层中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而且渤海湾地区的油田具备大型规模。中国甩掉贫油国帽子的同时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了“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传统海相生油理论对找油工作的束缚，在世界石油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陆相生油理论的建立和找油的成功使我国石油工业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但我国的石油工作者并没有放弃在海相地层中找油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初，虽然我国在海相地层中找油的成绩远不如陆相，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四川的威远、塔里木的沙参2井、鄂尔多斯的陕参1井等。石油工作者们通过大量的前期研究发现，我国地质因在历史上受到多次地壳活动的影响，整体条件特别复杂。

　　我国的石油工作者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在学习和继承国外海相找油气理论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由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海相找油、找气理论初见端倪。

　　20世纪90年代初，鉴于东部陆相地层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难以大幅增长，勘探上也再无重大突破，国家提出了石油工业“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方针，勘探重点从东部转向西部，从陆相地层转向海相地层，前期积累的海相勘探新认识在这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党中央做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决定，石油行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四川、陕西、新疆、青海、甘肃等地区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在中国特色海相找油气理论指导下，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塔河、塔中等大型油气田，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了靖边气田，在四川地区发现了普光、元坝、安岳气田。这些都是海相地层中的发现，揭示了我国海相地层找油气的巨大潜力，成为我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战略接替的重要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发现的那些富含油气海相地层埋藏深度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亦是向世界证明了深部地层一样具有形成和储集油气的能力，同时把世界海相勘探的深度下限向下延伸了数千米，极大地扩展了找油、找气的领域，为世界石油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周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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