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国石油工业无私奉献，为真理而舍身赴难，陈贲堪称老一辈科学家的楷模。

　　他是我国陆相生油理论和现代石油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油田总体开发方案和油田钻探设计。他是把注水工艺引进我国油田开发的先驱和裂缝油藏理论的支持者。他对冷湖油藏富集规律的总结和对断块油田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他是新中国第一任石油总地质师、杰出的石油地质学家陈贲。

　　执志

　　1949年6月，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徐今强进驻上海石油公司。新中国成立后，陈贲随徐今强到山东、甘肃等地视察。1950年4月，他和徐今强去北京参加燃料工业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徐今强宣读了《石油工业地质勘探现状与今后勘探部署》的报告。这份在当时极为重要的文件是由陈贲撰写的，凝聚了他投身石油地质事业10余年的科研与实践的成果，对新中国之初的石油勘探工作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会上即宣布成立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石油部门“石油管理总局”，下设“西北石油管理局”，陈贲任陕北勘探处副处长。

　　为了很快找到油，使新中国石油工业兴旺发达，陕北成为当时石油勘探的主攻方向，会后即组织了北起延安、延长，南到银川、韩城一带的地面地质调查和重力普查，并对四郎庙、马兰和枣园构造进行了钻探。陕甘宁盆地，是新中国最早进行石油勘探的地区。为寻找大油田，在陈贲等的带领下，勘探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爬高山，穿深谷，走沙漠，踏黄土高坡奋勇前进。在盆地内发现了许多鼻状构造，因三叠纪延长统油层物性差，未能找到工业性油流。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改造延长统物性的意见和录井工作规范的建议。

　　根据当时的地质资料分析，工程师黄先驯认为油田的低产井为渗透出油，产量较高的井为裂缝出油，首次提出了延长油田属“裂缝油藏”。陈贲等技术领导肯定了他的分析，为他拨出了专门的试验经费并指派技术人员帮助他收集整理资料，为探索符合延长油矿地质技术的勘探开发工艺及技术方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黄先驯是个自学成才的技术人员，曾因提出“裂缝油藏”的观点，而被斥为“散布悲观情绪”，并受到处分。若没有陈贲这个清华大学毕业而又留过洋的专家的大力支持，他很可能被埋没一辈子。30年后，黄先驯在北京病逝，留下遗言，要求埋葬在陈贲墓旁。黄先驯的遗属为此千里迢迢，把黄先驯的骨灰送到了冷湖。

　　陈贲是一位治学严谨、尊重科学，不唯上、不唯权威，特立独行的地质学家。1951年，苏联专家在甘肃永昌的窑水构造定下一口深探井，并制定了在开钻的同时建设固定的地面设施，包括生活设施。这个方案是完全根据苏联经验制定的。而苏联专家，在当时的中国石油工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开钻后，陈贲根据钻井取样的地质资料，认为目的层会打在变质岩上使这口井成为废井，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资金极其紧张。为使国家避免更大的损失，陈贲不顾“反对苏联专家”的帽子，果断地提出立即停止钻探，改变设计，进行侧钻打断层上盘侏罗系油层。但由于苏联专家的专横，反对没有生效。钻探的结果正如陈贲所料，打在了变质岩上。这口井连同已建成的地面设施全部报废，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此次钻探失败，使他痛苦不堪。为汲取教训，他撰写了《使用深井钻探应注意的事项》，详细阐述了构造选择、探井布置、标准施工设计的原则，以及地质人员的责任，对当时的钻探工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笃行

　　1952年春，陈贲调石油管理总局地质勘探处任主任地质师。任职期间，他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完整的地质调查制度和工作规范，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石油地质勘探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53年，他与其他地质人员一起，发现玉门油田为“水驱动型”油藏，参照苏联经验编制了顶部注气、边缘注水的油田开发方案。这是我国石油工业运用注水工艺的发端之作。

　　1954年，陈贲向石油管理总局提出了对华北平原进行钻探的建议。1955年1月，石油管理总局召开第六次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会上确定在华北平原进行地球物理勘探。他根据地质资料分析，确定了华北一号、二号井位，预测将会有重大的发现，并派出地质队到二连盆地普查，为后来华北油田和胜利油田的全面开发奠定了基础。由于杰出的工作，在这年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大会上，他被选为理事会理事。

　　1955年7月，石油工业部成立，陈贲出任勘探司第一任副总地质师(时总地质师出缺)。1956年，他随部长助理康世恩到新疆研究加速石油勘探的方案。苏联专家坚持以往的坳陷勘探，陈贲提出：盆地中部深坳陷生油，可向周围隆起或边缘运移。构造的北部隆起高，有断层和不整合，运移通道良好，油储丰富。因此，应加强北部地区勘探。康世恩最终说服了苏联专家。随后，陈贲提出开展10条东西大剖面，同时进行勘探的建议。这一建议打破了过去在构造上一口一口打探井的缓慢局面，当年便探明55平方千米的地下储量，很快便拿下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

　　在担任副总地质师两年多的时间里，陈贲不仅做了大量石油地质勘探技术决策上的工作，而且做了大量的指导性和方向性的工作。他提出了在石油勘探单位应搞经济核算的建议。他说，绝不能容忍各大探区大量浪费国家投资和设备的现象，必须注意勘探效果，对那些只图向国家要投资、大量浪费国家资财又拿不出储量的单位，应减少以至取消投资。他提出了石油勘探工作应以为国家找到地下石油储量为最终目的的建议。石油勘探工作要以储量作为完成国家计划的标准，而不应以钻井进尺指标作为完成国家计划的标准。他提出了成立全国石油储量委员会的建议，设立全国统一的石油勘探技术标准。他的这些建议，都是为当时石油勘探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的。

　　1958年，在“反右”运动最高潮的时刻，陈贲还在做石油地质勘探制度的建设工作。他到各探区做了数月的调查，回京后向上级主管部门书面提出“对现行的计划任务办法的意见及修改建议”，其中包括了以上的建议。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的这一建议成为被批判的材料。他本人也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下放青海冷湖。

　　但对于志存高远的人，逆境并不会挡住他追求理想的信念。到冷湖油田后，陈贲一方面埋头读书学习，一方面深入研究冷湖的石油地质构造。管理局交给他编制油田开发方案的工作。在研究冷湖油田的富集规律后，他运用渊博的学识对冷湖第三系油田，首次提出了是由侏罗系油层补给的观点。他认为：冷湖第三系地层不具有生油的条件，其特征可能是沿断层垂向运移的“次生油藏”，油源来自侏罗系。由于他的政治身份，他的这一观点一时没得到重视。但在他的一再坚持下，管理局终于同意在冷湖4号构造部署冷17井钻探侏罗系，结果获得了可喜的工业油流，证实了判断的正确。这一论断不仅对冷湖油田的开发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国内断块油田的研究也是一大贡献。

　　忠赤

　　陈贲到冷湖后，还是有许多机会回北京的。因为大庆油田已开始大规模开发，正是用人之时。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一直关心着陈贲的命运，曾托人捎话给陈贲，让他回北京认个错就行了，但他死不认错。1962年，余秋里到冷湖视察，特意让陈贲参加座谈会，并在两期座谈会简报上登载陈贲的发言。1963年底，余秋里又亲自安排陈贲回北京与家人团聚。这是陈贲落难5年后第一次与亲人相会。令余秋里失望的是，数年的期望没等到他一句认错的话。根据当时的情况，余秋里也无能为力了。

　　除余秋里外，陈贲的亲朋老友劝说他认错的话更是不绝于耳。但均被他拒绝。眼看一批批的“右派”被摘帽重新安排工作，陈贲的故交只好写信给他的妻子黄佩文，恳请她劝说陈贲认错，好早日回来工作。故交在信中动情地说：“我们需要他!”

　　1964年，陈贲在老君庙的好友、地质学家杜博民到冷湖油田出差，专程去看望陈贲，提出想与陈贲认真谈谈，谁料竟被陈贲拒绝。事后，与陈贲一同落难的一位青年技术员劝陈贲接受杜教授的谈话。陈贲低沉地说：“他要谈的无非是关于如何撤消我的处分的问题，要我写一份检讨，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罢了。历史会做出结论，我不能为了早日撤消处分而违背良心去说假话。”

　　暴风雨终于来临了。1966年，批斗中充斥着的假话、大话、空话和诬蔑的不实之词，使陈贲愤怒。他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抗议。由于对“文革”的失望，6月15日，他在冷湖居住的陋室中自缢身亡，告别了他无限眷恋的石油工业，走向了人生的终点，年仅52岁。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青海石油管理局党委给陈贲做了结论：“陈贲是我党的好同志、好干部。他为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石油工业的一个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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