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人民身体健康，党和国家领导亲自部署华北制药厂的建设。

　　1958年2月的一天，化工部副部长张亮匆忙赶到国务院。

　　在小会议室的沙发上他刚刚落座，大厅屏风旁的一扇侧门就被轻轻推开，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温厚有力地握住了他的手：“张亮同志，彭涛部长已经同你谈过了吧，坐下，坐下谈。”

　　“是的，彭涛部长已经同我谈过了。部党组决定调我去华北制药厂。”张亮曾是冀中七区专员、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又是地委书记，在石家庄地区打了好几年游击，对那里的人员和情况都比较熟悉。

　　他接受了部党组的决定，准备立即启程。昨天，部党组通知，周总理要亲自接见他。

　　周总理对张亮说：“毛主席对华北制药厂的建设非常关心。华北制药厂是关系全国人民身体健康的重点企业。主席曾经指出，它的进度太慢了，需要搞得快一点。”周恩来离开沙发，来回踱着步子，详细地介绍着所了解的情况，甚至对具体的解决办法也提出来探讨。

　　当周总理再次把目光投向张亮时，稍稍提高了嗓音，说道：“张亮同志，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张亮望着周总理，心头涌起一股热流。

　　使命

　　第三天的旱晨，当阳光洒满石家庄那块人嚣马嘶、沸沸扬扬的建筑工地时，张亮已经来到了刚刚完成的淀粉车间，正细心察看着施工现场的情况。

　　他把毛主席的关怀和周总理的指示迅速传达给广大干部和职工，大力宣传青、链霉素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深入工地同工人一起大干，掌握第一手材料，有针对性地进行指挥和协调。

　　影响工程进度的主要问题是甲方单位、乙方单位、设计单位三方矛盾突出，常常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互相推诿，困难和矛盾重重。

　　晚饭刚刚吃过，张亮打算再到工地转转，华药筹备处主任沈万山气呼呼地闯进办公室：“老张，他们只同意完成三层主体结构，其他说什么也不行。”

　　“别急别急，到底是怎么回事?”张亮放下手里的工装，给沈万山倒了一杯热水。“分装车间一共有五层楼，为了保证顺利投产，工程进度要求9月份完成主体结构。乙方算来算去，最后答复说只能完成三层。我跟他们解释进度跟不上就要影响试车，他们竟跟我吵起来了。你说,这活儿怎么干……”

　　“那不行。”张亮斩钉截铁地表态，“五层主体结构必须完成!”他及时会见从北京来到石家庄的建筑公司副经理，请他帮助做好乙方的工作。这位副经理出面协商，给乙方增加了产值计划，才使问题圆满解决，保证了工程进度。

　　面对着这样一个个具体的困难和问题，张亮征得化工部的同意，并取得建工部和河北省委的全面支持，在石家庄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将甲、乙、丙三方联合组成统一的筹建指挥部和联合党委会，统一领导建厂工程，把矛盾消化在内部，从而克服了拖拉扯皮和延误工期的现象。

　　春节在红红火火的工程收尾和试车阶段中来到了。

　　街上乒乒乓乓地响着鞭炮，厂部会议室里也热闹非常，张亮在大年初二就把总工程师陈博君、总工艺师陈佑才和总机械师马士杰都召集来，互致拜年的问候之后，马上转入正题：“咱们今天就讨论链霉素发酵液的综合利用问题，拟订出从废液中提取维生素B12。”

　　马士杰跟张亮是邻居。当时正值发酵工艺试车，空气压缩机不太正常，经常掉闸。每当发生事故，张亮总拉上他赶到现场：“老马，又掉闸了，走，去现场吧。”一天半夜，张亮拉马杰去处理事故，走出家门，张亮长叹一声，动情地拍了拍马士杰的肩膀。

　　“总这样也不是办法呀。”张亮找到发酵车间主任齐谋甲：“小齐，能不能想个办法。”“我看，首先应当解决保持罐压的问题。大空气压缩机掉闸时，能有个小空压机启动补充就行。”齐谋甲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呀!我马上去办。”张亮拍手叫好。

　　没几天，张亮从化工部第八机械安装公司弄来一台小空压机。交给齐谋甲时，开玩笑说：“小空压机给你弄来了，这回你可别三更半夜打电话叫我了。”

　　责任

　　吴维娜入厂的时候，还是个蹦蹦跳跳的学生。基建尚未完成，为了抢时间，部分车间的生产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根据实习表现，她被指定为青霉素提炼车间化验室组长。可是临近投产，车间党总支突然又任命吴维娜为结晶工程工段长。

　　车间主任臧君伟问吴维娜：“有没有信心?”“有。”她不加思索地回答。走马上任的第一天，任务就下来了：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29台不锈钢设备和200多米长的不锈钢管道，一件件、一根根地用钢丝刷子里外打光,露出不锈钢本色;400多平方米的厂房地面和墙裙上的每一块瓷砖，也要擦拭干净，物见本色。

　　偌大个工段，只有不到10个人,完成任务谈何容易。他们年轻，没考虑那么多，说干就干。干得简直是昏天暗地。一个月的时间眼看就要过去了。工段的面貌也明显改观了。每天吴维娜和伙伴们都是很晚才收工。

　　每天昊维娜都同沈梅婷、杨瑞芳、张雅亭她们几个值班长累得腰酸腿疼才能回宿舍。

　　一天深夜，吴维娜刚刚入睡就被叫到厂里。原来苏联专家总代表检查时，认为吴维娜她们的工作不合格，批评得很严厉，并责成吴维娜立即排出每小时的工作进度。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厂部的各级干部也组织了支援队伍。连续奋战，昼夜突击，专家总代表露出了笑容。吴维娜悬着一个月的心，总算放下了，望着已经血泡累累的手，止不住的热泪终于滚落了下来。

　　一个庄严的时刻来到了。一项神圣的使命落到发酵车间菌种室顾宝根身上。

　　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的第一个向工艺罐里安放菌种的任务将由顾宝根来完成，将要宣布华北制药厂正式开工投产的仪式在车间里进行，张亮厂长、董绍杰书记，全苏医药管理局格丽莎柯娃局长，以及很多重要人物全都到齐了。肃穆而庄重，热烈而紧张。

　　顾宝根穿着白大褂，戴着无菌帽，像捧着圣火一样，手持菌种瓶和酒精灯，在众人注目之下，一步步地走向102罐。兴奋、紧张、强烈的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反而弄得他有点慌乱。

　　当接菌种的程序有条不紊地准确完成时，一片掌声雷动。领导们纷纷围拢住顾宝根和他握手，还说“谢谢”，把顾宝根弄得身上直冒汗，眼睛也不由自主地模糊了。

　　担当

　　青霉素菌种是从苏联买来的，甚至青霉素小罐接种的小米孢子，也要用飞机运来。

　　青霉素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菌种自1928年被发现时，生产能力只有每毫升2个单位。经过漫长的15年，达到了每毫升20单位。就是因为工业化生产过程艰难，旧称盘尼西林的青霉素价格比黄金还高，穷苦百姓是根本用不起的。

　　陶静芝是个倔强的人。每天打开培养箱检查那些小小的菌种培养瓶，看着瓶中的小米粒上慢慢被培养起来的菌种，她总感到有一种难言的压抑。特别是花3万美元从美国引进的标称是一万单位的高产菌种，验证结果与其自称相去甚远。

　　陶静芝发现，培养出来的菌种看似一样，但生产能力却并不相同;又想到齐谋甲改变青霉素培养基配方，用玉米麸子、玉米浆、花生饼粉混合然后加氨液，提高发酵单位30%以上。难道我们不可以自己培育吗?她为自已突然冒出的想法吓了一跳。

　　上海第三制药厂1952年开始首次在中国生产青霉素，菌种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当时年产只有几十公斤。然而，那个念头时时萦绕在脑际，使陶静芝寝食不安。

　　正因为我国青霉素生产起步晚，从事菌种培育工作的人员来说几乎是空白，这对青年技术人员倒是个锻炼的机会。她按捺不住心底的冲动，向领导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一石激起千重浪，首先苏联专家提出了反对意见：选种、育种这样高技术的课题，是科研单位的工作，工厂里最大的可能也仅仅是搞搞自然分离。我们自己的同志也有怀疑。但厂领导挺支持，菌种培养室的同志同陶静芝一样为这个想法感到兴奋。

　　投产试车的工作不能耽误，选种、育种的试验照样进行，只是苦了陶静芝她们这些年轻人。没黑没白地查资料，节假日也全利用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陶静芝总算掌握了菌种培育的规律。

　　几个月过去了，育种试验有了起色。900倍显微镜下，淡绿色的菌株，搭构出一幅幅极有生命力的画幅。

　　终于有一天，计算结果使陶静芝欣喜若狂：试生产发酵单位提高近20%;用于生产后新菌种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发酵单位提高了34.6%。

　　中国的第一株青霉素菌种，终于诞生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岸边。计算结果使苏联专家十分惊愕，反复查看，直至确认无疑时，才笑笑:“学生超过老师了。”

　　祖国的抗生素事业，在一大批痴迷的事业朝圣者艰苦卓绝的奋斗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曾与黄金等价的青霉素已经降到每支6角钱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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