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梦想，翁文灏奋斗终生。

　　毛泽东主席曾称翁文灏是一位有爱国心的人士。他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

　　地质先行

　　翁文灏早年留学比利时鲁汶大学，是中国从欧美获得地质学博士第一人。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他科学生涯多半在考察的路上。1920年12月16日，甘肃东部发生8.5级特大地震。次年初，他带病率队前往灾区考察，用骡马代步，长途跋涉，极为艰难。这是中国人对西北河西走廊地区进行的首次科学考察。他在野外考察时，不是步行就是骑毛驴，在人烟稀少的矿区考察，随身背的柳条包里总带着凿子和矿石。他和同时代的一批先行者，将这一传统深深植入当时的中国科学界。

　　出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后，翁文灏将石油地质调查作为重要的地质工作，多次组织调查员到各地考察石油。1921年初，他利用赴甘肃地震灾区考察之机，派学生谢家荣西行至玉门，对那里的石油地质进行调查，写出了《甘肃玉门石油报告》。1923年，他派王竹泉赴陕北调查石油地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928年，他派乐森前往考察贵州泡木冲油苗。1929年，他派黄汲清、赵亚曾到西南地区考察石油与天然气分布，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其后的开发提供了有力的地质资料。后来他派人调查四川地质的生油构造，证实了四川自古便有天然气生成的科学性。

　　1932年4月，翁文灏再次派王竹泉和潘钟年到陕北延长、永坪勘查石油地质，拟定井位。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他加紧了对石油地质的考察，凡有石油情况的报告必派员调查。他对中国石油资源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开发陕北、甘肃、四川、新疆石油的蓝图在他的心中随之逐渐形成。

　　厥功玉门

　　翁文灏亲自主持过玉门石油调查，对石油河一带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听取了孙健初调查玉门石油后的建议。1937年，驻法公使顾维钧出面利用民间资金申请甘、青、新三省石油特许探采权，聘请美国地质家韦勒、萨顿到玉门考察，地调所派地质家孙健初随同考察。翁文灏阅读了他们的考察报告，认为玉门可能储油量较丰富。

　　为了解决抗日战争的燃眉之急，1938年初，翁文灏决心开发玉门石油。他收回顾维钧的开采特许权，由资源委员会组织尽快勘探开发玉门油矿。6月12日，他宣布成立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筹备处，由严爽任筹备处主任，主持探勘工作。

　　当时，严爽在美国欧克拉荷马州诺曼大学攻读石油工程。在未回国前，由张心田代理主任。是日，翁文灏与张心田商量开发玉门石油的钻机问题后，即一同前往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会晤中共代表周恩来，商洽移用原资源委员会陕北油矿探勘处留在陕北的两台顿击钻机。翁文灏说明来意，周恩来当即表示：“这是关系到支援抗战的大事，我们一定全力支持。翁先生尽管放心，可以尽快派人去调运。”

　　周恩来的坚定态度，给了翁文灏极深刻的印象，说他是“慨允照办”“同心为国，决无异议”。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延长油矿抽调20多名技术工人和两部顿钻支援老君庙油田的勘探开发。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1939年8月11日，玉门第一口油井获工业油流，从此揭开了开发建设老君庙油田的序幕。消息传出，全国抗日军民受到极大鼓舞。玉门所产油品，被陆续运往抗日前线支援抗战。

　　1942年3月16日，孙越崎召开全局员工大会，纪念油矿局成立一周年。他再次动员大家再接再厉，确保完成180万加仑的任务。他特地邀请了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莅会讲话。翁文灏一直关注着玉门油矿，深恐他们完不成任务。会上，他非常严厉地拍着桌子对孙越崎说：“如果完不成任务，你怎样给我交待?”孙越崎马上站起来答道：“我立军令状，如果完不成180万加仑的任务，自愿受撤职处分!”

　　在翁文灏主持下，抗战期间，资源委员会共投资近19亿元(合战前币值约1178万元)开发石油，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其中仅玉门油矿即达14.5亿元(合战前币值约1030万元)，占全部投资总额的87%。抗战时期玉门油矿不仅生产出了大量的燃料，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伟大民族战争，而且培养造就了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队伍，为以后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建立全国性石油经营机构做了准备。

　　钟情石油

　　1946年春，翁文灏结束了战时生产局和工矿调整处的工作，即着手筹建统筹中国石油事业的机构，并将设在重庆的甘肃油矿局机关向上海搬迁。5月16日，他获准辞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便集中主要精力，筹建全国性石油事业经营管理机构。同月，行政院对此事饬令资源委员会办理。经过资源委员会的协调和筹备，最终将中国第一家石油公司定名为“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并在1946年6月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

　　翁文灏作为“书生从政”的科学家、知识分子，政治眼光有其局限性。抗日战争后，他继续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结果被列入战犯名单中。但是，他的一颗灼热的爱国之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上海解放后，在孙越崎、邵力子等知名人士的鼓励下，避居香港的翁文灏写信给大儿子翁心源，表示了想回内地的愿望。来信很快由翁心源递交有关部门。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的汪道涵和副部长孙冶方亲自找到翁心源，告知来信已转呈中央。中央同意翁文灏回内地，并派翁心源亲赴香港，将详情面告翁文灏。后因一些原因翁文灏未能及时回内地，又远赴欧洲，翁心源仅将母亲和祖父接回上海。此后，翁心源一直与父亲保持联系，不断通报内地情况，同时积极向上反映翁文灏迫切想回归内地的愿望。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特意指派秘书于刚负责与翁心源联系。经过多方努力，1951年3月7日，翁文灏终于回到新中国。

　　1953年，翁文灏受邀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政协委员。他积极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各项活动，对国家经济建设提出建议和意见，对石油工业的发展情有独钟，先后翻译了上百万字的外国地质学著作。1971年1月27日，82岁的翁文灏在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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