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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的欧佩克只要妥善处理好“五种关系”,或许能“长命百岁”。
9月14日,是欧佩克成立60周年纪念日。作为石油生产领域最大的全球性组织,欧佩克见证了无数次油价涨跌、成员国进出,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成功、悲伤和喜悦。然而,欧佩克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依然举足轻重,是世界石油市场的“压舱石”与“稳定器”,是全球能源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石油力量”。
地位举足轻重
欧佩克拥有世界80%的石油储量、40%的原油产量和50%~60%的原油贸易量。欧佩克的一举一动,可以让世界石油市场产生连锁反应。欧佩克的影响力,源自其巨大的剩余生产能力。其市场战略的核心是“收入最大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调节成员国的“产量配额”,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油价水平。油价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欧佩克的市场策略调整。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欧佩克在维护第三世界产油国民族权益的斗争中历经风雨,逐步成为一支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的举足轻重的力量。1970年是一个转折点,国际石油市场从此由“买方市场”转化为“卖方市场”。
上世纪70年代,欧佩克不断壮大,将本国的石油工业完全收归国有、逐渐夺回石油“标价权”、开始运用“石油武器”,并最早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73年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1979年伊朗革命以及随后爆发的两伊战争,均引发了市场动荡和油价暴涨,同时刺激了非欧佩克大油田接连发现和替代能源的蓬勃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油价飞涨引发的全球性“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反而造成了石油需求大幅下降。1986年油价一度跌破10美元/桶,欧佩克市场份额收缩一半,石油收入锐减2/3。
上世纪90年代,尽管经历了海湾战争和短暂的油价飞涨,但是随后持续多年的18美元/桶的中低油价让世界经济出现了稳固复苏。但欧佩克决策失误,导致了1998年油价再次跌破10美元/桶。
20世纪初,通过与非欧佩克合作减产,油价得以启稳。欧佩克尝试了“价格带”机制,希望油价维持22~28美元/桶。在伊拉克战争中,欧佩克担任了稳定市场供应的重要角色。但是,随后因亚太地区石油需求迅猛增长,加上投机基金大举进入石油市场,油价于2008年迅速攀升到147美元/桶左右的历史高位。随之而来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2009年的油价暴跌。
2010年代,因日本“3·11”大地震和北非颜色革命的“天灾人祸”,油价再度攀升,连续4年油价年均突破100美元/桶。
地缘政治引发的市场紧张,终究没能掩盖住北美页岩革命的兴起。油价在2016年年初跌破30美元/桶,从而产生了“维也纳减产联盟”。
然而,“维也纳减产联盟”和美国之间围绕市场份额和油价的争斗,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显得如此黯然失色。所有的产油国均被拖入“漩涡”,一并掉进全球石油需求可能骤然缩减9%的深渊。
全力处理好五种利益关系
欧佩克即便是卖方世界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组织,也不能事事如愿。随着欧佩克产量调整,油价在不断波动,因而其石油收入也不断起伏。欧佩克石油收入1986年跌至最低谷,由原来高达3000亿美元/年降至不足600亿美元/年,恢复到3000亿美元/年已是2004年之后。
实际上,随着石油需求不断增长,欧佩克坐享了高油价和高产量,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收入最大化。2008年,欧佩克收入突破8000亿美元,2012年达到1万亿美元。面对2014年下半年之后的油价下跌,欧佩克收入急剧下降到4000亿美元以下。未来欧佩克石油“收入最大化”的市场战略如何发挥,总体上需要处理好五种关系。
与石油消费国的关系
欧佩克与石油消费国的关系已从“对抗”走向“对话”。
一是与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石油武器”主要针对这些国家,但它们于1974年11月成立了国际能源署(IEA),并组成了针对欧佩克的统一战线,通过各种手段迫使油价下降。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合作”和“对话”已经逐渐成为双方相处的新模式。为了推动世界油气市场的透明化,沙特于2001年牵头成立了国际能源论坛(IEF)。由此,欧佩克与石油消费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OECD的石油库存和欧佩克的剩余产能,共同成为全球应对石油供应中断的利器。双方得以共同探讨石油需求展望、石油投资短缺和石油市场过度金融化等问题。
二是与以亚太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关系。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全球石油需求重心也在东移。亚太地区于2006年超过北美成为第一大石油消费区,目前消费占比上升到36.8%,远远大于第二大石油消费区北美的24%。欧佩克再也不会无视亚洲消除“亚洲溢价”的诉求。近年来,沙特率先做出姿态,有利于改变此前不公平的原油贸易环境。
三是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这类国家整体经济力量薄弱、生产水平低下、基础设施落后,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能源贫困问题。与这类国家发展关系,欧佩克主要提供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资助,目的是“培育其能源消费需求的潜力”。
与非欧佩克的关系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的关系,已从“对抗”走向“合作”。双方的合作总是选择在低油价时刻。
1986年欧佩克开启价格战,与非欧佩克形成对抗。但双方最终以妥协告终并共同决定减产。这是双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1999年、2009年和2016年,双方多次合作,最终抑制了油价的暴跌。与以往的合作不同,2016年的合作建立了“维也纳减产联盟”,即OPEC+,合作得以制度化、常态化。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再次造成石油需求锐减,WTI期货出现负值。随着美国的介入,出现了美、俄、沙三股力量互动的微妙局面,形成了OPEC++。今年的联合减产量高达970万桶/日,为史上减产之最。油价由此稳定到40~45美元/桶水平。
与欧佩克成员国内部的关系
欧佩克与欧佩克成员国内部的关系,可谓是矛盾与合作并存。在卡塔尔和厄瓜多尔相继退出以后,欧佩克现有成员国为13个。由于石油“收入最大化”的共同目标,各成员国应该团结奋战。但因地域分布、政治制度、资源禀赋、石油依赖程度、与西方国家亲疏等差异,欧佩克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分歧。历史上,“鹰鸽之争”一直影响着欧佩克的市场控制力。
随着萨达姆、卡扎菲、查韦斯相继过世,“鹰派”力量逐步减弱。以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为代表的“鸽派”国家,由于储量丰富、成本低、人口少、财政状况好、在消费国投资大,因而奉行温和的油价政策,是欧佩克的主心骨。
欧佩克成员国政府与NOC的关系
欧佩克成员国政府与各自NOC(国家石油公司)的关系,后者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
NOC创造并掌握了巨额石油收入,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随着其逐渐意识到石油单一经济的危害性,多元化经济转型成为各成员国共识。而国家经济转型的成本和政策具体执行,必然要依靠各自的NOC。沙特阿拉伯2016年提出《2030年工业愿景规划》和“工业发展比石油重要”的口号,计划到2030年将非油外贸出口占比从16%提升至50%,具体操作者就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欧佩克NOC与消费国IOC的关系
欧佩克NOC与消费国IOC(国际大石油公司),是天然的商业合作伙伴。国际大石油公司既是世界石油市场中重要的“玩家”,也是消费国的代理人。
纵观历史,欧佩克中东成员国现有NOC的前身大多源自英美的石油公司。其NOC与消费国IOC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反殖民“对抗”已发展到现阶段的“合作伙伴”。未来一段时间内,欧佩克NOC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还将依赖来自IOC的投资、技术和管理经验。
石油工业“最后的莫希干人”
从今年5月开始的持续减产效果可以看出,欧佩克市场影响力仍不可小觑。欧佩克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未来发展仍有颇多机遇。
一是欧佩克依然是“机动生产国”和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器”。欧佩克核心成员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将尽力满足石油需求的增长,也愿意为市场稳定牺牲自身利益”。因此,可以预见欧佩克今后两年抑或采取控制油价过快上升的策略。
二是“欧佩克+”是石油市场治理的重要基础、主要载体和组织保障。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欧佩克+”正在不断壮大完善,或将能进一步提升其全球的能源治理能力。
三是欧佩克内部仍有极强的凝聚力。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多近日重申,“在采取行动时,将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欧佩克国家间相互尊重、透明和开放的核心价值观,在应对时代挑战方面仍然至关重要”。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基于财政赤字、居民补贴和“抗疫”资金等多重压力,欧佩克成员国能否经受住增产获利的诱惑。
然而,随着国外疫情继续扩散、欧佩克收入降低、全球低碳转型加速推进,欧佩克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世界石油需求急剧下降800万桶/日,致使欧佩克生存的市场遭受严重威胁。
二是需求下降导致出口收入急剧减少,可能导致欧佩克成员国政局不稳。
三是低碳能源转型给欧佩克正在带来致命的打击,主要是乘用车燃油效率大大提高、电动车渗透率迅猛上升,可替代燃油500万~600万桶/日。为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消费国都在加快低碳化能源转型,石油作为“第一能源”的地位恐怕难保。由于以上因素,世界石油需求可能难以再上新台阶,世界石油需求峰值提前到来的可信度越来越大。
即便如此,作为世界储量“高地”和成本“洼地”,欧佩克仍将是最具经济竞争力的石油供应来源,将成为未来石油供应中“最后的莫希干人”。
只要欧佩克妥善处理好“五种关系”,或许能“长命百岁”。同时,即便石油需求提前达峰,也并非意味着石油行业要立即退出历史舞台。由于老油田产量递减,为满足高平台期的需求和避免低碳能源转型的投资错配,继续投资石油依然十分必要。
然而,今后20年或许是欧佩克经济转型最后的“机遇期”。欧佩克产油国,必须加快非油产业的多元化和石油的低碳化利用。
责任编辑:周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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