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问题引起中央的极大关注。中国氮肥工业艰难起步，在探索中冲刺。

　　“今后，我就向化工部要吃要穿了!”1961年4月，在杭州氮肥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化肥领导小组组长陈云半开玩笑地说。三年自然灾害，让国家粮食成了大问题。增产粮食，最急需的就是化肥。这不是玩笑，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化工部的领导深感责任重大。

　　历史性的杭州会议制定了发展化肥工业的方案，突出地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成套设备问题，二是进口特殊材料问题，三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吴泾、衢州、广州三个“大”氮肥厂。一场化肥工业发展史上规模宏伟的大战役发出了总攻的号令。

　　再上吴泾

　　上海解放时，所谓的“两白一黑”就是白面、白米和煤炭紧张。当时毛主席提出，无论如何起码要有8个月的粮食储备。如今，在勒紧裤腰带的情况下，充其量也不过只有几天的存粮。1961年春天，上海市委确定由市委常委李干成、生产委员会主任顾训方挂帅，组织全市大协作再上吴泾。

　　这里原是黄浦江中游一个偏僻的小镇。1958年，第一代建设大军举着红旗，唱着战歌开进了吴泾。漫卷的红旗映红了浦江水。没有公路，没有宿舍，小庙成了建设者最早的营房。国家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经济上遭受的重大挫折，使得吴泾的建设也受到影响。开工3年，只打了土建与硫酸工程几个前期战役，合成氨系统一直没有全面铺开。

　　杭州氮肥会议后，吴泾合成氨工程火爆起来。合成氨的“心脏”高压机水泥基础仍在连续浇灌。“不好，水泥用完了。”工地主任正嗷嗷叫着：“水泥，快，水泥!”这高压机立起来，好似一座小铁山，一个大飞轮就有两层楼房高。转起来，地动山摇，需要极牢固的基础。每个基础，包括牛腿支撑，要灌下去3000吨水泥，而且必须连续作业，一次浇完，决不允许中断。基础稍有差错，“心脏”就会出毛病，后果不堪设想。

　　材料员急得一屁股坐在冰冷的雪地上，哇哇大哭起来。工地指挥叼着哨子，唿扇着满是水泥点子的棉大衣，大踏步奔过来，一脚冲材料员屁股踹过去：“哭个屁，快叫人去运哪!”同刚下白班的工人，被工地主任的吼叫惊醒，睡意全消。这个鲤鱼打挺，那个鹞子翻身，像战士听到了冲锋号，奔出工棚。

　　刹时间，一道用百十号人的激情和意志拧成的水泥运输线搭起来了。水泥源源送上工地。工地主任尖厉的哨音一直响着，叫出了一轮新的太阳。1962年11月20日，秋高气爽，艳阳高照。吴泾化工厂第一任厂长薛永辉，这位从抗日烽火中走出来的新四军太湖游击队司令，像当年接过革命火种要把抗日烽火点燃一样，郑重地点燃了第一根合成氨系统造气炉点火火炬，投进炉中去，投去了希望，投去了创业者积蓄多年的热情和力量。

　　火焰熊熊，原料气呼啸着钻入各自的管道，高压机铿锵鼓劲加压，合成塔不负使命，悉心将氮、氢拉在一起。晶莹、洁白的化肥，像珍珠，像银练，瀑布般倾泻下来，缓缓走入长长的运输带。我国自己设计、自已制造设备、自己组织生产出来的化肥，跃上史册。黄浦江水，波翻浪涌，一浪接一浪地拍击冮岸，哗哗哗哗，使劲地为创业者们的成功鼓掌、呐喊、祝贺。

　　主攻衢化

　　浙西重镇衢州北接江苏，西连江西，南挂福建，东扶上海，交通便利。衢化，就在这烂柯山下，千塘畈上。衢化筹备处主任刘德甫、党委书记孙文成，徒步行走十余里，到现场勘察厂址。

　　荒凉的干塘畈，一片烂冬田。有几个小青年远远地走过来，问：“听说，这儿建了大工厂，在哪儿呀?”“你看，那不是?”刘德甫手一指。“哪儿呀，就几间茅草屋。”“对喽，今天只有这几间茅草屋，明天就会变出合成塔、造气炉、大烟囱，管架如织，塔罐林立……”

　　突然，一阵大风吹来，卷起了沙尘，天骤然变脸，大雨哗哗下了起来。他们没带雨具，顿时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回到七八个人共同挤住的一间大屋，孙文成突然觉着肚子痛得厉害。阑尾炎，得手术。刚上阵就挨了一刀，孙文成心里感到窝火。躺在病床上，看刘得甫和副厂长张惠胜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手术还不到一星期，刀口还没长好，他就下床，奔了工地。

　　杭州氮肥会议开过，衢化本来就是毛主席点过头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掌上明珠如今成了全国化肥重点项目，更如顺水船，又加劲风吹，进度更快了。

　　深秋的一天，在一列风驰电掣的列车里，人们发现了一节特别的车厢。这本来是一节货车厢，却孤零零地载着一个“旅客”。顶秋风，冒冷雨，列车从辽宁锦西出发，向浙江衢州急驰。每到一站，这“特殊车厢”里便钻出一人，把件油渍麻花的大衣往身上一披，就连跑带颠地奔值班室，推门便讲;“我叫宋士悦，有件事请帮忙!”原来他是建设中的浙江第一座大化肥厂——衢化的押运员。车上押的是一台工地急需的造气炉。这可是化肥厂的龙头，早一天运到，就能早一天产出白花花的化肥。

　　于是，各站一律铺道放行。宋士悦是解放军炮校刚转业的准尉军官，分到衢化就被派到永利宁厂培训，中途接到北上催发造气炉的任务。这造气炉直径4米，长6米，重40吨，铁路称之为超限货，若是在哪个小站一耽搁，少则几十天，多则半年就甭动窝了。他一听这情况，就铁下一条心：“押车，我跟着，一定要让它人到货到!”他揣上几个窝窝头，披上唯一的一件旧军大衣，冒着北方初冬凛冽的严寒，钻进四面透风的造气炉。

　　四省两市十几个编组站，走走停停，1000多公里。别说洗脸、洗澡，有时连饮水也很困难。他凭着超人的毅力，拼过了孤独难耐的40个日日夜夜。到厂的时候，人们把他从造气炉膛里接出来。健壮魁悟的宋士悦，大衣里外虱子翻蛋，像个野人，头上都长了癞瘌。

　　衢化合成氨心脏高压机安装开始。省建筑安装公司张志岳小组承担主攻。高压机安装的精密度要求非常高，尤其是组装机身汽缸中心点，误差不得超过半根头发丝。安装时，一只汽缸只能容一个人侧卧里面，手拿千分尺，一头紧贴缸壁，一头与横在中间的细钢丝相碰，头戴耳机听声响，分辨倾斜度，而且必须连续操作，一间断就前功尽弃。这样冷的天，虽是南方，与冰铁块子拥抱也不是滋味儿，何况只能穿件卫生衣，几个小时下来，张志岳已是牙齿打架，咯嘣直响。

　　“师傅，吃饭吧!”“不行，不能让前边的功夫泡汤!送个窝头进来就行了!”突然，张志岳在里面喊起来：“糟糕，来尿了!”“师傅,出来吧,别憋坏了!”“不行啊，就差一节了，快给我找个家什!”“啥家什?”还是徒弟小王机灵，顺手从土建工地找出一根长竹筒，边往里送便喊：“师傅，顺这儿尿吧!”完活儿那天，张志岳收工两字还没喊出来，几个可爱的小伙子的眼皮说啥也吃不住劲了，都呼呼地到梦里庆功去了。

　　广氮热潮

　　1962春节，广州。化工部副部长昊亮平带领基建司的一位处长和设计院一位总工，此时正在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省化工厅厅长何世镛的陪同下，沿珠江驱车来到这里。

　　他们刚从北京到上海，看了吴泾化工厂的建设，又到了衢化。两家氮肥工程，摽着劲儿干，打得很苦，但都很顺利。已临近春节了，他们仍无回京念头。这一站又来到广州，看看广州氮肥厂的建设。这几年，吴泾、衢化、广氮，吴亮平是穿梭般往来，扎到哪家，一住便是一个月20天的。这三个厂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已制造设备，自己组织安装，自己组织安排生产的第一批2.5万吨氮肥企业，可谓20世纪60年代初化肥建设中的“天之骄子”。每次，他都带几个经验丰富的化工专家，指导建设，指导安装，帮助解决问题。

　　此刻，他们要去珠江二沙头畔的一座小楼，拜访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陶铸的眼里，那可谓“广氮是广东的宝贝蛋”，从国务院、化工部决定把一座年产2.5万吨的合成氨、10万吨硫铵的化肥项目放在广州，陶铸便把它放在了心里。他常被近几年广州人的“逃港”现象搞得十分恼火。他发誓，共产党既能把老百姓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更能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幸福美满的好日子。首先得让人民吃饱。要吃饱，没有化肥不成。现在，广东也要建设第一座这么大的化肥厂，他能不高兴吗?

　　1957年一立项，陶铸立即调兵遣将，摆下最强有力的干部阵容：省工交部部长刘田夫任筹建处主任，陶铸的夫人、广州市委书记曾志，市长焦林义，副市长孙乐宜任副主任。

　　1959年春夏之交，广东省化工厅长何世镛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的通知，去汕头参加省委常委会。他愕然。“是不是通知错了!”他打电话询问。省委办公室这回更干脆：“没错儿，是陶铸同志点名让你参加的，专谈化肥问题。”

　　广州市一大半基建队伍都上了广氮。广氮进入安装高潮。1961年夏季的一天，厂技术监督科科长陈家文到工地检查安装质量。高压设备合成塔，是他格外瞩目的目标，这家伙弄不好，可是个大炸弹，一点儿马虎不得。突然，他在塔内壁见到一条细纹，不由得一惊。打开手电细照照，用手细摸摸，可了不得，真是一条裂纹。他赶紧汇报给总工程师张炳驹。

　　张炳驹一听也是大吃一惊。他知道这是东欧进口的设备，如真有问题，谈判，鉴定，索赔，更换，可是件大麻烦事。然而，就是再麻烦，也丝毫不能掉以轻心。他虽已年过半百，仍领着几个小伙子钻进合成塔，用砂纸、砂轮打磨，试验。真是有条裂纹。测定了长度、深度，立即向部里作了汇报。请来东欧一位当了多年化工厂厂长的专家鉴定，对方仍不明确表态，谈判艰难。

　　世界知名化工专家侯德榜听到此事，立即来到广州。72岁高龄的他，亲自钻进合成塔，作出了鉴定，对方无话可说，同意赔款。接着，侯老决定合成塔由首创我国第一台高压容器、经验丰富的南化机械厂承制。

　　中央与地方齐心协力办化工、办化肥，使广氮如羊城花市一般掀起新的建设热潮。焊花比鲜花艳，锤声比爆竹响。1963年3月4日，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等亲自为广州氮肥厂造气炉点火。4月22日，第一袋完全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化肥冲出了运输线。至此，吴泾、衢化、广氮全部投入运行。历经千辛万苦，中国氮肥工业终于开始大片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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