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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和政治压力迟早会推动世界转向低碳能源,在此过程中,会影响未来全球力量格局。
近段时间,多家石油公司宣布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多个国家宣布努力争取2050年或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同时,欧洲、加州等地政府不断推动能源转型,出台2035年后禁止销售内燃机等措施。11月17日,英国更是将于2030年禁止销售燃油车的计划提前了10年。
这是否意味着能源转型马上到来?全球油气煤的需求将大幅减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气候变化和政治压力迟早会推动世界转向低碳能源,且会产生新的能源地缘政治。
气候变化和政治压力推动低碳能源
关于能源未来的讨论可以用“能源转型”这个词加以概括,尤其是195个国家已签署了2015年的巴黎协议,承诺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摄氏度的范围以内,并尽最大努力将升幅进一步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2050年或之后不久达到“净零排放”。这一目标已被欧盟、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所采纳。与此同时,政府必然会利用其监管权力和惩罚措施推动这一冲刺进程,越来越多的地方计划在本世纪30年代禁止汽油车的销售,而汽车制造商如不能在新车生产过程中满足日益趋紧的排放目标,也将面临愈发严厉的惩罚措施。
2019年,电动汽车在汽车销售总量(轿车和轻型卡车)中仅占2.1%,但随着环保及气候政策的趋紧和车用电池成本的下降,这一数字必然会显著增长。在IHS Markit的预测中,基准情景将是一种“对抗”的局面,即2050年电动汽车将在届时的20亿辆车中占比33%,在新车销售量中占比60%。在“自治”情景,即低碳经济转型速度更快的情况下,电动汽车将占车辆总数的51%,以及新车销售量的77%。各地政府,尤其是在城市,会就气候变化持更强硬的立场,采取禁售汽油车等措施,同时工业界也会在降低电池成本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即便如此,历史证明,能源转型还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比如,石油是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发现的,但到了一个世纪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它才取代煤炭成为世界头号能源来源。除此之外,一个重大问题是,各国政府为了应对眼前的危机已负债累累。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资金以及资金使用的弹性?根据IHS Markit全球经济预测,明年年中疫苗如果能广泛应用,2021年全球GDP将增长4.4%。换言之,2022世界经济才能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而如果疫苗的研发落地没有那么快,世界经济的复苏还会更加缓慢。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建立低碳未来所需的供应链。为了满足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我们需要以前所未有甚至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部署现有或新兴技术。这对供应链造成了严峻的挑战。因为其发展所需的供应链尚规模不足,抑或根本不存在。
即便如此,气候变化和政治压力迟早会推动世界转向低碳能源。而从现在开始思考这一转型,将会如何影响未来的全球力量格局并不过早。
中国电动汽车对俄罗斯形成风险
初步看来,中国将是未来能源转型中获益最多的国家。中国75%的石油供应来自进口,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与此同时,中国已在新能源领域占据了全球领先地位。中国每年的新车销售量比美国还多,如果这些车辆都靠汽油驱动,就意味着要进口更多的石油和污染问题的恶化。正如中国前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所说,中国需要抓住“发展电动汽车的战略窗口期”,而这一点中国已经做到了。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动,中国目前的电动汽车保有量是全球总数的一半。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减少石油进口和城市污染的问题。对中国而言,要想在内燃机车上追赶国际大型汽车公司已为时太晚,但利用电动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可以让中国超越成熟的汽车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上取得领先地位。
如果中国有可能成为能源转型的大赢家,那么其北方邻国将面临风险。当前,俄罗斯是世界三大石油生产国之一,是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保持着世界最大天然气出口国的地位。地理位置、从苏联继承的超级大国遗产,以及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实力,是俄罗斯大国复兴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俄罗斯建立在石油和天然气基础上的能源实力是其全球影响力的关键,也是该国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的重要因素。这些资源,使得俄罗斯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然而,俄罗斯对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的依赖是一种战略风险。油气收入为俄罗斯提供了财政基础。正常情况下,这些收入占政府预算的40%至50%,占出口收入的55%至60%,约占GDP的30%。20年来,“俄罗斯需要改革,实现多元化,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已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但目前来看仍是挑战。
能源转型削弱中东石油优势
随着其他地区的资源开发,尤其是近年来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外界对中东石油优势地位的关注已逐渐减弱。但石油仍然对该地区许多国家的经济地位至关重要,而能源转型将削弱这一地位。
基于上述情况,再加之国内年轻人的就业需求,沙特王推出了“2030年愿景”改革计划。在任何情况下,对根植于石油收入的经济进行重塑都是一项挑战。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这一挑战更加艰巨。
阿布扎比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石油出口国可以采取何种措施,使其尽可能免受石油价格波动以及当前能源转型的影响。2007年,在石油转型的论调还远未被广泛接受的时候,阿布扎比就制定了《2030年经济展望》,以备不能依赖石油的时代到来。20年前,阿布扎比GDP几乎全部依赖石油,而现在,非石油收入已占到GDP的60%。尽管有这种面向未来的转变,但只要油气资源还有市场,海湾国家仍会采取使油气价值最大化的战略。
天然气现已成为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关键燃料,以及国际石油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的战略核心。在美国,天然气发电在电力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20%增长至2020年的40%,煤炭发电则从40%降至20%。主要得益于天然气的利用,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回至1990年的水平,而GDP则较那时增长一倍。如果将2019年全球煤炭发电总量的1%替换为天然气发电,就能减少相当于1100万辆汽车一年的排放量。IHS Markit预计,LNG市场在未来20年将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
世界各地对天然气的态度各不相同。印度正在建设一个6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系统,以扩大天然气在经济中的使用,替代引发室内空气污染的传统燃料。但在欧洲和北美,反对天然气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些论调认为天然气仍属化石燃料,会带来二氧化碳以及甲烷排放,天然气的使用与净零排放的目标相悖。尽管如此,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停电事件表明,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需要天然气的协同。随着时间推移,新技术将改变天然气在燃料组合中的地位。商业可行的电网规模储能将降低对天然气的需求,而碳捕获、利用与封存则会扩大天然气的作用。这也凸显了能源转型的动态本质,它依靠技术的进步,也许并不会直线变化。
完成净零排放需要突破和创新
乔·拜登已明确表示,如当选新政府将推动美国尽快重返巴黎协定,并在全球气候政策方面走在前列。科研和新能源技术开发,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而美国在这一方面已处于强势地位。
无论是要实现2050年的净零排放目标,还是大规模减少大气中的碳含量,都需要化学、物理和材料科学的突破和创新,以及碳捕获、氢燃料、数字化、制造、人工智能、机器人、软件、数据分析等技术的进步。
虽然拜登和特朗普在气候变化政策及相关监管方面态度迥异,但无论是谁赢得大选,美国都将继续保持在能源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美国的技术优势得益于其独特而富有活力的能源创新生态系统,涵盖能源部的17个国家级实验室、各个大学、研究机构以及无数公司和初创企业,再加上鼓励冒险精神的文化以及能够调动资本的金融体系。
得益于过去十年的“页岩革命”,也就是所谓的压裂技术,美国现有资源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页岩革命使美国超过沙特和俄罗斯,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油气产量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有了新的发展。
在新的世界能源版图上航行,许多国家需要做出重大抉择。如果美国的“禁止水力压裂”运动越来越活跃,或者即使只是对油气开发施加新的重大限制,结果将是美国产量的骤降以及进口量的激增。
疫情后经济复苏,全球油气消费将再次增长。而一旦美国供应缺失,全球供应将出现缺口,其他石油出口国将急于填补。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将成为能源转型中的意外受益者,至少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将是如此。
责任编辑:周志霞
znzhouzhixi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