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持续构建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并根据能源安全风险实施应对策略。

　　过去10年来，中国能源行业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之一是清洁能源的崛起及其对化石能源的冲击。这一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导致中国能源安全风险发生转变，与风险相关的热词也出现变化，过去备受关注的“石油峰值”“马六甲困局”“霍尔木兹海峡”的热度下降，而“储能”“能源韧性”等词语走热。

　　石油风险虽有减弱仍是最突出风险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能源安全状况与现阶段相比有明显差异。其时，中国传统能源安全风险高，并主要表现为石油安全风险高。

　　石油商品具有特殊性，其战略性特征明显，与国家安全关系较密切。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上和现实中一些国家、一些人多次试图把石油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武器来使用。国际石油斗争如此频繁和常见，以至于中国作为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难免会受到世界石油冲突的殃及。此外，一些外国势力的确有干扰中国石油进口、影响中国石油消费以达到其某种政治目标的企图。在间接和直接的影响下，国家石油安全和能源安全成为中国不容忽视的安全问题之一。

　　在较长时间内，一些与石油安全和能源安全相关的问题(马六甲困局、克拉地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海上石油生命线等等)，成为中国社会热议的话题。这一现象也折射出中国石油安全和能源安全风险的突出性。相应地，中国政府采取了较多手段，包括推进节能运动、深化国内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走出去”争取获得份额油、铺设跨国陆上油气管道等，以应对能源安全风险、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最近10年来，中国能源安全风险发生了较大变化。和前些年相比，目前中国石油安全的风险有些减弱，并未消失。风险总体更加复杂、多元。

　　一方面，国内的一些变化让中国石油安全风险有所降低。汽柴油是中国石油消费中数量最大的一部分(中石化经济技术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石油消费量约为7.5亿吨，其中汽柴油消费量合计为3.61亿吨，占比高达48%左右)，近些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和使用量快速增长，对汽柴油消费形成越来越明显的替代。根据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研究报告，2024年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替代了2800万吨汽柴油消费。在“新能源风暴”的冲击下，以及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国内汽柴油消费量已经达峰回落，而且其达峰预示中国石油消费量可能也将较快达峰，相应地中国石油安全压力或将缓解。

　　另一方面，石油安全风险仍然是中国能源安全里最突出的风险。虽然“油改电”发展很快，但是目前国内燃油汽车保有量仍然很大，超过3亿辆。除了油车，国内还有许多飞机、轮船等燃油机械。各类燃油机械每天需要消耗大量石油。此外，近年来中国化工用油消费量增长较快。从产业的角度看，中国同样需要大量石油供应。目前中国拥有接近10亿吨/年的炼油产能，居世界第一。为维持国内炼厂的正常运转，需要持续消耗和进口大量原油。

　　可再生能源带来新的安全风险

　　随着国内新能源的蓬勃发展，中国能源安全出现了新风险。化石能源有其缺点，比如其消费容易造成空气污染、碳污染。但是，化石能源也有其优点，比如储存方便、可靠稳定等。相比之下，风光电等可再生电力具有明显的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相对不可靠。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产品的可靠性同样较差。这些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新的风险。

　　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在气候危机面前更加脆弱。可再生能源电力在较大程度上“靠天吃饭”，而近年来极端天气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放大了可再生能源可靠性不足的缺陷。比如，酷暑会降低太阳能发电效率，并影响光伏组件寿命;狂风暴雨对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都不利。

　　极端天气发生后，清洁能源产品的脆弱性也会暴露出来。比如，2024年的摩羯台风一度重创海南省电网，“逼停”当地许多电动汽车，而燃油汽车因台风受到的影响小得多。这一差别的重要原因是动力电池和汽柴油在能量密度、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在储能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未来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发，电动汽车的可靠性将经历更大挑战。

　　此外，一些产品在能源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受到青睐，但与其相关的风险和传统能源安全风险有较多相似之处。比如，中国制造电动汽车所需要的钴、锂、镍等关键矿产的对外依赖度较高。其中钴的对外依赖度最高，接近100%，主要从刚果(金)进口。如果其他国家采取武力等手段阻断中国新能源发展所需原料的进口，那么中国能源安全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不过，从后果的严重程度来看，原料进口受阻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的风险，远不能与石油等能源进口受阻相比，原因包括：原料的进口规模远远小于石油等大宗能源商品的进口量;如果进口受阻，循环利用国内已有原料可以缓解进口中断所带来的冲击等等。

　　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现阶段中国能源安全风险与过去相比，更加复杂而多元。为了适应能源安全风险的变化，在“十五五”时期及之后，中国需要持续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并根据能源安全风险实施应对策略。

　　首先，需要继续重视应对传统能源安全风险尤其是石油安全风险。保障石油等化石能源供应的各种传统手段不宜轻易放弃。当然，中国也不宜刻舟求剑，对过去所有能源安全保障手段照单全收、一成不变，而应该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

　　其次，新的风险要有新的应对。比如，针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稳定性、可靠性较差的缺点，中国需要加快储能系统建设，还需要加强人工智能在电网系统中的应用，持续改善电力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匹配等。中国还需要针对电力供求关系新形势，继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最后，当前的全球能源安全状态仍然较为脆弱，未来一段时期可能会保持在这一水平波动。一方面，能源转型还将稳步推进，带动可持续性提升。但是中东、俄乌、非洲的地缘政治冲突仍将持续，中美对抗还面临升级态势，地缘政治风险保持高位，作为能源安全根基的可获得性和可承受性难有根本性改善。中国需要在能源领域深化对外开放，丰富和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以更好地应对本国以及全世界能源安全风险。能源安全风险的复杂化、多元化并非中国独有的难题和挑战，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可以帮助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和智力资源，并获得更好的风险应对效果。

　　本文作者为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级经济师

　　责任编辑：周志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