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来说，抗战八年也是作为“贫油国”的中国开拓石油供给渠道、发展能源工业的八年。

　　○文/本刊记者 赵 玥

　　1932年，春。

　　一架架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机从安达县(现大庆)的上空经过。从飞机上往下俯瞰，草甸子的水面上正漂着黑色的油膜状漂浮物。

　　这儿会有石油吗?飞行员们兴奋起来，迫不及待地向“满铁调查部”(下简称满铁)通报了此事。“满铁”是日本政府经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内的情报机构，专门搜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信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速对华战争准备，“满铁”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像篦子一样在东北大地寻找战略资源，掌握更多的石油资源。

　　然而，这一次“满铁”没把它当回事，也没派人去实地考察。

发动战争前，日本储存了4300万桶石油，积蓄了宝贵的战略资源。图为日军飞机嚣张地轰炸重庆。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形势就紧张多了。当时，中国的石油自给率仅有0.2%。战争中为了省油，遇到大山大河，中国军队会把卡车拆散架，一点点搬运过去再进行组装。

　　1959年，戏剧化的一幕发生了：从一座名为“松基三井”的油井里喷射出黑色油流。这个名为大庆的油田震惊了世界，更震惊了日本——30多年前，占领东北的日军曾无数次从那片土地上踏过寻找能源，万万没想到脚下1000多米深处正涌动着源源不断的石油。

　　没有人能回答，如果当初日本找到大庆油田会对战局产生什么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对能源的渴求主宰着日本的决策和战略，包括入侵中国。

　　而中国的抗战八年，亦是一个“贫油国”开拓石油供给渠道，从科技、工业、交通等各方面保证能源供给的艰难历程。

　　被美孚“救”了

　　大庆油田被发掘之前，东北的石油犹如一个传说，听说过，却谁也没见过。

　　1928年初，有小道消息盛传在中国东北发现了石油的迹象，觊觎已久的日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信息。

　　此前，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专家曾经到东北进行勘探，结论是这一带不会有石油。美孚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企业之一，但日本对他们的结论仍有些疑虑。1929年春天，满铁地质调查所的日本地质专家新带国太郎与10名俄罗斯人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沿着东清铁路到达牡丹江上游的森林地带寻找石油，两个多月后无功而返。

　　1930年4月，不死心的新带国太郎等人在俄裔美国人托里斯基的指点下，乘火车前往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进行第二次找油。他们将采集的矿样带往大连，几经化验断定样品中含有石油类的沥青。

　　石油仿佛近在眼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日本人在资源调查上就更加自由。扎赉诺尔一带始终是最受重视的地区之一。在其后的三年时间里，日本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用了重力探矿、地震计探矿等先进的设备和方法，但油田就像躲猫猫一样从未露面。

　　侵入中国后，日本人的勘探脚步遍布原东清铁路沿线的牡丹江、辽宁锦州和阜新、内蒙古的扎赉诺尔以及河北省的丰宁一带，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日本彻底相信了美孚的关于中国“贫油”的结论。

　　1964年，《中国画报》封面刊登的一张照片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泄密照”。照片中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头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袄，顶着鹅毛大雪，握着钻机手柄眺望远方，在他身后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高大井架。虽然大庆油田于1959年开发，但具体位置、产量等都还处于保密阶段。日本情报专家根据王进喜的衣着判断，只有在北纬46度至48度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服，因此推测油田位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并通过照片中王进喜所握手柄的架式，推断出油井的直径;从王进喜所站的钻井与背后油田间的距离和井架密度，推断出油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日本人又利用到中国的机会，测量了运送原油火车上灰土的厚度，大体上证实了这个油田和北京之间的距离。

　　了解得越详细，日方越是扼腕叹息。那么，为什么日本人在东北找了整整30年却无功而返，而中国人只用了5年就发现了大油田?中国地质大师黄汲清认为，原因在于日本人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

　　当时，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高桥纯一是公认的石油权威。他的石油生成理论是 “海底腐泥起源说”。根据这个理论，日本将找油重点放在辽宁南部地区，而位于松嫩平原中部的大庆也就是当年日本石油公司找过油的“北满地区”，是典型的陆相沉积构造，理论上就是“贫油”地区。

　　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近来日本还有一种传闻。据说早在1920年，美孚公司已经发现了大庆油田。但美国政府不让公布，反而让它对外宣称在中国东北没有找到石油，并提出“中国贫油论”的理论。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东北处于日本人的势力范围。由于当时日本90%的石油依赖从美国进口，美国害怕失去遏制日本的最有效手段。

　　日本也有相当不错的探矿公司，但军方担心在东北找油的消息被美国人知道，就会暴露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让占领东北的关东军自己勘探。关东军虽然可以打1800米深的探井，但缺少专业的技术人员，最终与大庆油田擦肩而过。

　　合成石油的七年计划

　　在东北没找到石油，日本启动了plan B，即7年计划，以此弥补石油匮乏、受制于人的问题。

　　东北的铁矿石、煤炭资源极其丰富。位于抚顺的露天煤矿拥有斜度30度左右、厚度达300米的优质煤层，煤层上覆盖着厚度大约200米的油页岩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抚顺煤矿调查时发现，从高处滚落下来的油页岩石块，有时在落下的过程中就因摩擦而燃起了大火，从而推测其中含有大量的油质。

　　1921年初，满铁中央实验所开始研究抚顺煤矿油页岩的开发。1929年12月，抚顺页岩油加工厂落成，以日产4000吨的规模开工了，随即被列为“国防工业”。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日本国内开始扩大石油生产，不仅建造了巨大的油库储备进口石油，还扩大了炼油厂的规模。就在这一年，日本政府特别制定了人造石油的7年计划，希望用7年时间使日本的石油产量增长26倍。

　　日本的人造石油计划，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从油页岩中提炼石油，二是通过液化方式，从煤炭中获取石油。由于中国东北发现了油页岩矿，煤炭资源丰富，日本人造石油计划的半数工厂设在中国东北。

　　但当日本投入大规模加工后，发现原先的提纯法不仅影响了石油的品质，也根本无法供军舰使用。最后，抚顺油页岩厂负责人长谷川清二引咎自杀。

　　于是，日本转向了“有成功先例”的煤炭液化。

　　合成石油哪家强?答案是德国。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在解决战争机器的动力问题时采取开发液化煤炭生产“合成石油”。希特勒对化学家们说过：“现在离开石油的经济是不能想象的，对于要求独立的德意志来说，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把液化煤炭计划进行下去。”

　　1939年9月，德国开始进攻波兰的时候，合成石油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日产7.2万桶，占到了全德国石油供给量的46%。二次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德军势如破竹。

　　看到德国在合成石油方面成功所带来的有利局面，日本自然坚定了开发人造石油的决心。但是，德国把这项技术视为国防工业机密，不肯外泄给日本。一无所获的日本人只得自己钻研。1939年7月，日本煤炭液化作业成功，生产出第一批煤液化油。不过只装满了3个玻璃瓶，其中一瓶献给了皇宫，另一瓶送给伊势神宫，第三瓶赠给了阿部的母校北海道的轻臼小学校。

　　日本人曾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生产人造石油，然而到1943年产量为100万桶，仅为原定当年生产1400万桶的8%。由于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中国东北，1944年末和1945年，日本近海航道被水雷封锁而无法将那些人造石油运回本土。

　　这项工程耗尽了大量的资源、人力，以至于满铁调查部后来起草了一份措辞非常严厉的报告，警告说日本的能源前景并不光明，人造石油工业“也不是到了日本需要大量石油之日，只要一抓，仓促之间就能生产出几百万吨的程度”。

　　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即使抚顺油页岩和人造石油工业全部发动，一年的石油产量也不会超过10万吨。加上本土和北桦太的石油产量，估计日本的石油生产能力最高可以达到每年67万吨。日本海军在1931年做过保守的预测，推断此后5年内，日本国内的石油需求量最低可以压到每年250万吨;即使这样，日本每年还有183万吨的巨大缺口，需要通过从国外获得石油来弥补。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的“人造石油计划”始终没有大的起色，最后不得不宣布计划破产。因此，日本的局势更加紧张。为了获得石油，它必须开拓新的渠道。

1942年，日军第33师团抵达缅甸，试图占领仁安羌油田。危急时刻，中国远征军千里来援。他们竟以800多人的兵力，击败了十倍于我军的敌人，救出十倍于我军的友军，创出军事奇迹。抗战时期的仁安羌油田(上图)，如今建成了中缅油气管道仁安羌集输站(下图)。

　　中日储备竞争

　　在现代战争中，石油的作用举足轻重。为了取得胜利，早有部署的日本不断增加石油储备，为战争做准备。

　　日本石油公司成立于1888年。到20世纪20年代，通过一系列扩张，它在日本国内市场份额高达80%。不过，日本“贫油”的状况始终没能改变。由于国内石油开采量低，在日本石油公司销售的石油制品中，有很大一部分进口自美国、英国等国。在二战前，最高峰时日本对国外石油的依赖度高达90%。

　　在这一时期，日本陆军、海军石油消费量占了日本全国石油总需求量的26%。这也预示了日军此后很大程度上将为争夺石油而战。

　　根据日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将殖民地纳入在内，日本的石油矿区面积为350万平方公里，但真正可供工业开采的屈指可数。以1930年为例，日本本土加上其他日本控制的地区，产油量合计45.9万吨。而同一时期的美国石油产量为1.23亿吨，苏联为1850万吨。

　　为了解决石油供应问题，日本一方面从国外购买石油，另一方面也在谋求获得出产石油的租借地。然而，当时各国主要大油田不是控制在大石油公司手中，就是由英美政府直接控制，日本可以施展的空间非常小。

　　不过，乐观的日本战略决策部门预计，战争开始后的四年内可以从荷属东印度运回830万吨石油，加上国内的产量(包括人造石油)和战前718万吨的储备，至少可以保证三年的石油供应。

　　冲昏头脑的日军开始在太平洋上不断挑衅。嗅出危险气息的美国财政部和陆军极力主张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但由于国务院担心引起对日冲突，最后禁运仅限于辛烷值87以上的航空汽油。但这难不倒日本，因为他们的飞机能够使用辛烷值87以下的燃料。而且只要把少量四乙基铅掺入这种燃料中，便可以提高其辛烷值。

　　禁运声明发表后5个月内，日本从美国购买的辛烷值为86的汽油比过去多550%，且大量购买了钻井设备，散装油库和其他物资。最后，短短的时间内，日本就储存了石油4300万桶，积蓄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宝贵资源。

　　面对有备而来的日本，中国的形势紧张得多。

　　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近代中国也发展了一些工业，但是总体上中国还是一个农业收入占75%的农业国家。当时，中国每年的石油自给量仅有0.2%。数据显示，1939年国民政府军政部一共拥有1.24万辆汽车，但是军政部交通司的汽油储备还不够1个月的使用量。汽油短缺直接影响军事运输和战役策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汽油的军队，是没有大规模进攻能力的。

　　为了囤积汽油，中国采取了各种办法。1938年起开设酒精厂，煤炭提炼厂生产代汽油，代柴油，甚至从日占区走私油料，而且从日占区得到的油料甚至在很长时间内，都超过了美国运输进中国的油料数量。

　　同时，政府对用油实行了严格限制。1938年规定小客车每月每辆用油不得超过45加仑;1941年规定每车每月最多提供汽油20加仑，酒精20加仑。并且规定除飞机可以使用纯汽油以外，其他车辆全部使用汽油和酒精混合燃料，如果不是紧急任务，不得动用国产汽油，只使用人力和畜力运输。

　　在战争中，为了省油，有时遇到大山大河，中国军队会把卡车拆散架，一点点地搬运过去再进行组装。

　　汽油成了奢侈品，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只好改造汽车，尝试用花生油、芝麻油等植物油代替汽油。1941年秋天，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总工程师张世纲驾驶着一部由他亲手改造的桐油汽车从重庆开到了昆明，途中平均油耗是每百公里20升。就这样还有人大呼便宜，因为当时3升多汽油能换300公斤大米，也就是说加一回油相当于扔掉一家老小一年以上的口粮。

　　据统计，抗战八年，中国石油产品有98.8%是太平洋战争之前进口的。靠着各种囤油大法，中国把日军拖延在战场上，直至战争结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外油品进口几乎完全断绝，玉门油矿的开发“由重要而转成急要事业”。玉门油矿不但采油，还得炼油。在进口炼油设备因日军交通封锁而无法运入的情况下，重庆机械厂家在3个月内便造出了24座甑式炼炉，帮助玉门油矿在1942年冬实现了5000吨的生产目标。图为玉门油矿第一次炼油获得成功。

　　西线能源：急要!

　　战争令能源与工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抵抗日军，中国西部成为大后方，从科技、工业、交通等各方面保证能源与物资的供给。

　　早在1930年，察觉到日本的野心，中国政府就开始了对西北的部署。“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将进攻矛头直指上海，现代工业相对集中的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将首都迁重庆，整个西部成为全国的抗日大后方。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工业大量搬迁和投资于西部地区，投入力度超过近代任何时期。

　　据统计，1937年全国符合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工矿企业共有3935家，分布在江、沪、浙三省市的就有2336家，占到全国总数的56%。一旦陷落敌手，就等于将中国超过半数工业用来加强日本侵华的实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1942 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组织成立了“西北工业考察团”，从重庆出发，历经陕、甘、宁、青、新5 省，用6 个月时间考察了所到之处的工业、水利、制造、机械、矿业、工业管理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考察新发现了许多矿藏，“石油及其他各种矿产，虽尚未得详细勘查，然其蕴藏量之丰富，希望甚大”。

　　实际上，1932年秘密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里，就有专门小组研究能源与工业。在小组完成的38个课题中，对陕北油田地质、四川油田等都做了详细的调查。当时的科研主要侧重于军需民用。一大批“海归”回到中国，用国外所学解决中国的燃眉之急。1937年到1944年专利发明共计423件，研制出了酒精代汽油、松香炼柴油、桐油汽车、木炭汽车、旋蓖式锅炉及竖式回火管锅炉等。

　　西部工矿业建设战略的实施，不仅使战时的西部成为能源基地，确保了军需民用，支援了抗战，而且为西部工矿业以后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国防上最需要的石油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

　　“七七事变”后，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和一些同志组成“中国煤油探矿公司”，在甘肃、青海地区调查后，认为那里有希望出油，应不惜代价钻探石油河构造，开发油田。此事引起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的重视。他于1938年6月成立了甘肃油矿筹备处。当年12月，筹备处主任严爽、地质家孙健初、测量员靳锡庚等来到石油河实地勘察。

　　由于油田勘探急需钻探设备，严爽提出：在陕北油矿探查处时，他曾购进国外5台200米汽动顿钻，1935年红军来后，钻机交给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延长石油管理。如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可以要求从中选配两部，连同锅炉一并运到玉门。

　　事关国共两党关系，翁文灏为此亲赴汉口，会晤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绝无异议，同意拆迁。

　　后来，甘肃油矿筹备处的工作人员用这两台钻机发现了老君庙油田。老君庙油田于1939年生产原油418.85吨，1940年生产原油1346.76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外油品进口几乎完全断绝，玉门油矿的开发“由重要而转成急要事业”。当局明令，1942年生产汽油5000吨。孙越崎主动向资源委员会立下军令状：如果完不成，愿受撤职处分。他全力筹措资金，采购器材，扩充炼油设备。这时，新发展起来的西南工业也起了关键作用。在进口炼油设备因日军交通封锁而无法运入的情况下，重庆机械厂家在3个月内便造出了24座甑式炼炉，帮助玉门油矿在1942年冬实现了目标。

　　据统计，玉门油田1944年原油产量达6.851万吨，汽油生产1.1565万吨，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它也是国共合作的范例。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长石油厂也获得成功。员工们创新土办法修复油井，同时注重地质探查工作，发现了七里村油田，打出了高产油井，轰动了陕甘宁边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延长石油厂共生产原油3155吨，生产汽油约164吨，煤油约1512吨，还有大量蜡烛等，供边区运输、照明等需要(详细内容请见本刊P79《抗战中的延长石油厂》)。

　　西部工业基地的发展，对我国能源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1942年至1944年，全国共生产酒精燃料68057吨(一吨酒精大约可代替0.65吨汽油)。由于封锁，同期石油进口量仅为2058吨，国内石油产量24641吨。这对抗战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驼峰航线”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空运。左图为守护驼峰航线的飞虎队，他们以生命为代价运送着战略物资。美国《时代周刊》描述道：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驼峰航线!

　　呜呼哀哉，石油和船!

　　由于在中国境内的石油计划连二接三失败，日本把目光投向别的地区，寻找成熟的石油资源。

　　当时，围绕“南进”还是“北进”，日本海、陆军发生了激烈争论。日本陆军主张由中国东北继续北上，进攻苏联，海军则主张“南进”，对抗英美势力。

　　对主张“南进”的日本海军来说，东南亚可谓是块资源宝地。

　　日本当时的石油产量为35万吨，而东南亚1940年的石油总产量为1040万吨，是日本年需要量的3倍，且属于轻质油，显然是一块“肥肉”。1940年日本攻占法属印度支那，名义上是切断国际上的“援蒋通道”，实际上是想让军队接近马来西亚半岛，下一步好夺取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大油田。

　　美国看穿了日本的意图，于1941年8月1日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12月8日凌晨，穷途末路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日，日本军队向驻马来西亚的英军发起突袭。开战一周后，日军相继占领爪哇地区的油田和炼油厂。1942年2月，日本进军东印度群岛，尽管控制这里丰富石油资源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撤离前已经炸毁了油田、炼油厂等设施，但日本迅速组织恢复生产，并且在苏门答腊岛上发现了新的大油田。短时间内，日本还从国内运来了近4000名石油工人。到1943年，日本已将东南亚主要油田的产量恢复至1940年的75%。

　　不过，石油开采出来，日本却没法运回去。战争爆发前，日本的船舶总吨位为610万吨。他们估算战争期间每年损失的船舶仅为总吨位的10%，而当时的年造船量可达60万吨，完全可以弥补损失。但美国深深地明白切断日本海上运输线的重大意义，把击沉日本运输船作为首要任务，竭力攻击日本运输船队。

　　1943年开始，日本在太平洋上就基本丧失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海上运输线受到美军的严重破坏。1944年底，可运行船舶由年初的150万吨降为90万吨，1945年8月又降为60万吨。

　　因此，虽然日本在海外开采原油和精炼石油均大幅度超过战前计划，但第一年仅向本土运回128万吨石油，第二年为214万吨，第三年下降到85.5万吨，第四年几乎没有。

　　随着形势的恶化，日本人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他们把石油装在不同规格的桶子里，甚至灌进安置在货船甲板上的纤维容器内。将重达300至500桶的石油装进大橡皮袋中，以便用货船拖到日本。然而这些做法均以失败告终。

　　由于缺少大型油船，日本不得不把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用于运油，到战争后期甚至想把潜艇都拿来充数。石油接近枯竭，成为左右战事的首要因素。以至于，当时日本流行这样一句口头禅：“呜呼哀哉，石油和船!”

　　石油进口枯竭了，日本人在国内只能一再紧缩消费。1944年的民用汽油消耗量降至25万余桶，仅为1940年消耗量的4%。他们把车辆改装成使用木炭或木柴，工业用油则从黄豆、花生中提炼。民间贮藏的土豆、糖和米酒，都被征用来提炼酒精，用作燃料。

　　石油的日益减少制约着日军的战略决策，进而直接影响到战役进程。在1944年6月的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日本部分战列舰因燃料不足未能参战。由于燃料短缺，航空训练被完全取消，飞行员直接升空作自杀攻击，几乎无人生还。

　　随着日本在各条战线上溃退，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荷属东印度的油田。1945年3月-8月，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主要的炼油厂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无油所供，石油几乎从日本的国民经济中消失。

　　在绝望中，日本发起一场异想天开的挖掘松树根运动。然而，直到战争结束时，从松根油中只提炼出3000桶供飞机使用的汽油。

　　1945年6月，日本政府的调查表明，战时经济由于燃料的匮乏和美国的空袭而几乎瘫痪：1937年4月的燃料油储备为2960万桶，到1945年7月1日只有80万桶。日本投降后，美军当局清点日本的家当，发现日本全国仅剩下31.6万桶石油。

　　战时美国掌握着世界上约2/3的石油，也是日本最主要的石油来源。“南进”失败后，日本既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东南亚油田资源，还失去了美国这个最大的供应者，失败已成定局。

上图为二战中最伟大的军事工程之一中印油管。这条3218公里长的管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成品油管线，被称作“盟军抗战生命线”。 7个月里，这条管道向中国输入油料约10万吨。今天，沿着相同的路线，蜿蜒着一条同样宏伟的巨龙——中缅管道(下图)。

　　生命线在西南

　　2013年，中缅油气管道全线投产。如果仔细看看地图，就会发现它与已经废弃的中印油管几乎走的是同一条路。不同的是，中印油管是当时中国应对日本封锁的一次有力突破。

　　70年前，日本刚攻入中国，有识之士便在考虑石油如何运输的问题。1935年，津浦铁路工程师郑华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设想。为避免因战争爆发，海口被封锁而造成的石油来源的断绝，他建议政府铺设从缅甸腊戍经昆明、贵阳到重庆的油管，以方便运输缅甸国民政府的石油制品。

　　1937年，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介石提出《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建议各修筑一条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最后直通印度洋的铁路和公路。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香港沦陷以后，整个战略物资通道发生了转移，当时国民政府所需要的物资都需要通过广州湾运输。日本企图阻断中国外援物资的输入，这就迫使中国必须另行开辟国际通道，以维持抗战力量。

　　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修建滇缅公路。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原首都仰光港。在修筑过程中，缺少工程人员是一个大问题。无计可施的总工程处干脆站在路边拉人，让流落到昆明的有文化的年轻人接受培训，要求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地理、地质和工程知识，然后就上手干活。

　　从零基础一步升为学霸，还要是技术咖，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这些抗战激情高涨的年轻人却以惊人的毅力，很快就掌握了知识，磨练成技术骨干。另一些经验较为丰富的技术人员则穿越敌占区，长途跋涉于湖南、贵州、云南连绵不绝的山间，辗转到昆明。很多人行到半路就已盘缠用光，靠典当随身行李和衣物才达到目的地;有些人因劳累体弱，倒在路上再也没能起来。

　　由于缺乏机械设备，劳工们不得不用自己家里带来的背篓来搬运泥土和石块。在长达959.4公里的路段上，大都用这种蚂蚁搬家似的方法，将公路一点一点铺就起来。

中日装甲部队很稀少，坦克多是轻型的，究其原因就是双方石油储备都不足。相对而言，中国坦克更少。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军队的坦克大约有36辆。图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坦克。

　　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滇缅公路终于通车了。从1939年到1942年的三年间，滇缅公路上一共抢运回国13000多辆汽车。

　　但是，滇缅公路的黄金时代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

　　日本深知中国缺乏石油，只要切断供给线便可打击中国军力、物力，逼使国民政府投降。1940年10月起，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沿路的桥梁。1942年，日军从泰国攻入缅甸，击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和英国军队为主的盟军，继而横扫中缅边境地区，滇缅公路因此中断。

　　为了维持中国的军需供应，中美联合开辟了空中走廊——驼峰航线，用飞机向中国运输油料等物资。驼峰航线的运输成本高昂。西南抗战史学家胡文义在《中印油管》中描述：“一架飞机要往返印度一星期才能运来够一架‘空中堡垒’轰炸日本一次之用油。”

　　油，再一次成为中国抗日之痛。

　　国民政府把军用汽油刻意调成了血红色。因为一滴油，就是一滴血。

　　随着战事不断扩大，开辟向中国供油的新渠道迫在眉睫。1943年8月，中美英三国在加拿大魁北克开会决定，美国出资，中印缅出力，铺设从印度加尔各答沿中印公路经汀江、雷多至中国昆明的输油管道。

　　中印油管的起点之所以选在加尔各答，与滇缅公路终点选在缅甸仰光一样，是看中了那里的港口集散优势。只要油管修通，运油船从中东运来的油料，很快就可以注油入管，输往中国。

　　1944年，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大反攻胜利后，修通了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终至中国云南昆明的公路，名为“史迪威公路”。其中，贵州晴隆的“24道拐”是“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古称“鸦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从山脚至山顶的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60米;在倾角约60度的斜坡上以“S”形顺山势而建，蜿蜒盘旋至关口。

　　在中印输油管道还未修好期间，史迪威公路成为抗战大后方唯一的陆路运输线及国际援华物资的大动脉，被誉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了5万多吨急需物资。

　　1945年，中印输油管道修通。它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也是中国第一条输油管道。全线共设置35个抽油站，50个储油池，总长超过3218公里，还有数百英里的油管支线分布在沿线的加油站、储油库。中美盟军在反攻缅北日本侵略军的同时，组织5000多工程兵保护输油管，许多人在抢修和保护输油管中牺牲在异乡。

　　1945年5至11月的6个多月时间里，它为中国抗日战场输送燃油10万余吨。大量原来运输油料的汽车和飞机改为运送更为急需的物资。这对战时中国经济结构无疑是一次极大的调整。中印输油管的修建，是盟军最终在亚洲大陆打败日本侵略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以战争结束、中印油管任务完成为由停止供油。一条因战争而生的油管，在工作7个月后因战争的结束而骤然停用，渐渐被拆除得看不出原貌。

　　如今，与之重合的中缅油气管道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再次结合起来。没有了炮火与硝烟，在这片土地上，还会有更多的奇迹发生。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石油大学学报、《石油风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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