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是我国石油企业与生俱来的底色和本色。

 

　　石油是黑色的，而心是红色的。

　　从1939年8月11日，老君庙第一口油井出油，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序幕;到新中国石油人会战，终于让大庆油田喷涌出汩汩石油，翻开我国能源史上崭新的篇章;再到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再到现阶段我国油气开发并重，探明储量不断刷新纪录，牢牢守住能源安全的底线，可以说，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史就是石油人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诠释，一部“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产业报国史。

　　红色是我国石油企业与生俱来的底色和本色，红色基因更是石油企业践行初心使命、展现担当作为的力量源泉。

　　玉门油田揭开序章

　　让我们先将目光投向1937年的中国西北。

　　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国门被日军层层封堵，仅存的生命线难以负担这个国家对所有资源的需求。地质学家孙建初在《甘肃玉门石油地质报告》中号召：以老君庙为中心开始进行石油钻探。

　　祁连山下的老君庙，从一开始就肩负着沉重使命。1939年8月11日，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喜讯传来：玉门老君庙一号井出油了，中国第一口油田诞生了!当时，它的日产量仅仅为10吨。然而，正是这微薄的石油产量，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急关头为战局注入一剂又一剂强心针。

　　1940年，玉门油矿大批招收员工，刁德顺、王道一、陈贲先后来到玉门油矿工作。其后，这三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第二年，在刁德顺、王道一的介绍下，陈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成立了中共老君庙油矿党支部，刁德顺任书记。

　　虽然只有3名党员，但这个秘密党支部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等，并团结了大量的工人群众。

　　1949年，大西北解放势如破竹，党支部积极组织工友参加护矿斗争，为玉门油矿回到人民的怀抱做出了贡献。这一时期，玉门油田已有440口油井，年产油量占全中国的百分之九十。

　　此时，新生的共和国对石油的需求量上升。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在一篇报告中提出：经过勘探玉门油田总含油量两亿五千万吨，并建议中央尽快展开对玉门油田的开采工作。

　　1952年，玉门油田与兰州炼油厂一同被纳入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中。1957年，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基地在举世瞩目中建成。

　　“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上世纪60年代起，玉门油田便担负起了“三大四出”(大学校、大试验田、大研究所，出产品、出人才、出经验、出技术)的历史重任，创造了中国自己的油田开发经验和技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专家、领导干部、生产骨干，先后向全国各油田和炼油厂输送骨干力量10万多人、各类优良设备4000多台(套)。

　　如今，老君庙不复往日，但没人能忘记它开创了我国现代石油工业。从玉门走出的石油人，依旧活跃在一条又一条石油战线上。

　　摘掉贫油帽子

　　长期以来，中国就没摆脱过“贫油”的帽子。因为缺油，曾经北京的汽车背上了煤气包，有的地方汽车甚至烧起了酒精、木炭。再加上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石油禁运，妄图扼杀红色政权，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安全。

　　党中央高度关心关注石油工业，并为石油工业的发展指路领航。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发现工业油流，大庆油田横空出世。这印证了我国陆相生油理论的胜利，但西方国家叫嚣，离开他们中国人根本就开发不了这样的大油田。

　　关键时刻，党中央果断决定，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打歼灭战的形式组织石油大会战。

　　百废待兴。在国家“钱袋子”缩紧的情况下，党中央特别批准在计划外给会战拨2亿元投资、3.8万吨钢材和设备;中央军委从当年退伍兵中动员3万人支援会战;组织玉门、青海、四川、新疆等37个厂矿和院校的精兵强将，参加这场轰轰烈烈的大会战。

　　松辽地区自然条件相当恶劣，1960年又赶上40年不遇的连绵降雨，工人们站在没膝深的水里干活。冬天最冷时可达零下40摄氏度，石油工人在野外作业，就像穿了冰盔甲。为了节约资金，他们盖起名为“干打垒”的土房子解决过冬的问题。1960年经济建设最困难的时期，他们为国家节省了0.5亿元的资金。

　　而影响深远的“三基”工作，也就是从这里应运而生。当时，会战领导狠抓“以党支部建设为核心的基层建设，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基础工作，以岗位练兵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功训练”的“三基”工作。

　　会战刚打响，会战工委就发扬解放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逐步做到队队有支部，班班有党员。在各基层单位建立了党支部，并设立了专职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员。人员紧张，会战工委书记余秋里下定决心说：“宁愿少建几个钻井队，也要把党支部书记配齐。”随后，油田各级组织把加强党支部建设作为基层建设的核心来抓，大量的思想问题在基层得到了及时解决，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就这样，大庆油田从第一口井喷油到实现石油基本自给仅仅用了3年时间，远远高于国外同类油田的开发水平。油田勘探开发技术成果与“两弹一星”等，共同载入我国科技发展的史册。

　　又一里程碑

　　为了解“贫油”之急，1955年开始，我国大规模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在华北平原展开，但一直没收获。

　　1958年，有人在渤海海面发现了漂浮的油苗。山东地质厅石油普查大队和华北石油勘探处迅速组成了油苗调查小组，历经1500多公里的沿海调查后，最终确认油苗是地下断层在运移过程中浮至海面的。

　　这打破了长久以来地质学界“华北平原不可能生成石油”的认识。

　　1960年10月28日，32120钻井队在渤海湾广袤的荒原上集结完毕，一个奇迹很快又要诞生了。

　　4月16日，随着“试油”命令的下达，一股褐色油柱从井管内突然喷涌而出，划破长空。

　　这是华北平原40万平方公里的地下喷出的第一股工业油流，宣告了西方理论界“华北无油论”的破产，开辟了我国华北平原找油找气的新纪元。

　　1964年1月21日，石油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要在天津以南、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组织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在山东建成的胜利油田、在天津建成的大港油田开始出油。华北石油会战打开了渤海湾地区的勘探局面，在中国东部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石油生产基地。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底，中国原油产量达到1131万吨，实现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实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叩问荒原，战天斗地，没有停歇。

　　1986年3月21日，采油等各行各业15000多名职工，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省区的18000多名劳动者，55台钻机等摆开战场，总共3万多人集结到了孤东大地，展开了当时共和国规模最大的石油会战。

　　“孤东累，孤东苦，四两馒头二两土。”会战中，党员干部带头，孤东人在短短半年多时间，先后发动了“旱季攻势”、“雨季攻势”和防砂注水三大战役，打井966口，投产927口，当年生产原油323万吨，初步形成了500万吨的年生产能力，成为中国石油开发史上的一个奇迹。

　　孤东油田的产量，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一直稳定在年产500万吨的产能上。作为一个大型的整装油田，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石油工业获得的最大硕果。孤东会战，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稳产在一亿吨大关上举行了一个坚实的奠基礼，由此建起了中国第二大石油基地。

　　新的征程

　　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

　　随着经济的增长，对油气开采和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石油人未雨绸缪，把目光投得更远，让钻头探得更深。

　　上世纪70年代初，陕甘宁石油会战的开启把长庆油田带到世界面前。“磨刀石上闹革命，低渗透中铸丰碑”，几代长庆人在鄂尔多斯盆地3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埋头苦干，拼搏奉献，建成了我国陆上最大的油气田。

　　为推动生产经营实现新突破，长庆油田党委紧密围绕5000万吨稳产增效，强化顶层设计，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用党建软实力推动企业的硬发展。

　　2009年油气年产量跃上3000万吨，2013年突破5000万吨，2020年跨越6000万吨，长庆油田创造出了我国非常规油气田高效开发的奇迹。

　　再来看新疆。

　　1978年，西北石油局的前身，原地矿部第一普查勘探大队，西出玉门关，挺进大西北，开启了对塔里木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

　　在取得一系列突破后，近年来面对勘探资源品位下降、开发递减速度快等困难，西北石油局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020年，顺北53-2H井完钻井深8874.4米，再创亚洲陆上最深定向井纪录，超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29.97米。至此，西北油田已在顺北油气田钻成40口超8000米超深井，标志着西北油田超深井钻井技术持续领先国际，推动亚洲最深油气田高质高效开发。

　　在南方，气田也在大步发展中。

　　川中石油会战拉开序幕，在四川盆地勘探开发油气60余载后，西南油气田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完整的天然气工业体系。如今，西南油气大胆地提出了“决胜300亿、加快500亿、奋斗800亿”的新“三步走”的目标。加强党的领导，用党建为实现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人才保障和文化保障。

　　作为江汉油田“天然气大发展”的主战场，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公司党委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扛起责任、冲锋在前，让党旗在攻坚创效第一线高高飘扬。截至目前，涪陵页岩气田累计产气超过300亿立方米，实现了页岩气商业开发的重大突破。

　　以爱国为核心、以创业为主题、以求实为根基、以奉献为本质，我国石油人带着对事业的无限热爱、对党的无限忠诚，让中国的石油从无到有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超越。

　　责任编辑：石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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