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石能源将长期存在，能源转型初期还可能有所增长。

 

　　油价涨到90美元/桶以上其实不是偶然，而是2021年至今化石能源价格整体上涨的表现之一——除它之外，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价格涨势更加惊人。

　　据国际能源署2021年12月初的报告，化石能源价格上涨最初出现在德、英、荷等国，尤以补充电力不足首选的天然气为甚，进而迅速波及全球各类能源。欧洲和亚洲天然气的基准价格先后创下历史新高，达到2020年5月低点价格的10倍，美国气价也达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天然气的短缺使欧洲更加依赖海上LNG进口，其LNG价格甚至超过以“亚洲溢价”而著称的东亚气价。如2021年12月LNG欧洲现货价为48.5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而东亚为41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这种现象为历史上罕见。以致出现一艘从美国墨西哥湾驶向亚洲的LNG船已到达印度洋却又奉命调头驶向欧洲以求卖出高价的怪现象。

　　气价因供应不足大涨迫使许多已大幅度减煤的国家重新启用煤炭。2021年10月下旬欧洲三大主要港口动力煤价同比涨逾260%，荷兰期货价较上一季上涨440%。据统计，欧洲连续两年下降的煤炭消费量2021年大幅反弹，年增长6%、煤炭发电量增长21%。德国化石燃料发电达56.9%，其煤电占31.9%。英国不但保留了一批原拟关闭的煤矿，而且又启动一批已停产的煤矿。欧美的煤价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被迫增加煤电成为全球普遍的应对缺能的举措。世界十大煤企一改过去萎靡的状态全部开足马力以应对燃眉之需。以中国神华、中煤集团、西伯利亚煤炭、印度煤炭、澳大利亚必和必拓等出力最多。印尼2021年煤产量达6亿吨的历史峰值，由于国际煤价(海运煤炭价格普遍超过100美元/吨)明显高于国内煤炭价格而使出口量剧增，以致约2/3的煤用于出口。这严重影响了以煤电为主的国内能源供应。主要电厂库存渐枯而面临大规模停电的危险。于是印尼政府动用“国内市场义务”条款，规定自 2022年1月1日起暂停全部煤炭出口1个月。该条款规定所有煤矿必须首先以每吨不超过70美元(约合446元人民币)的价格向国内市场供应25%的年产量，否则禁止其出口煤炭或被处罚。

　　化石能源价格全面上涨，加上气候因素使风、光、水电等发电量降低的推动，电价飙升。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电价较上一年涨幅分别达166%、167%、170%。

　　当2022年的日历已经掀开的时候，能源价格依然在高位上起伏。

　　涨价的深层次原因

　　转型初期能源构成中的问题

　　对于2021年下半年的能源价格大升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媒体多称其为能源危机并与此前的多次石油危机相对比。但也有人认为其历时可能较短、影响也不够大，宁可称之为能源短缺，甚至只不过是一次较为严重的市场动荡，一次从供应“过剩”到供应“紧张”的转型阵痛。怎么称谓并不重要，却也反映了人们认识的差异。价格暴涨总要与供应短缺相联系，然而目前化石能源并不是“自然地”供不应求，而是全球能源转型“人为地”压减化石能源在供给中的数量和份额。

　　人们对环保的期待形成对能源转型的巨大压力，快速减碳似乎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尺，急于求变。转型初期人们几乎把目光全集中于扶持非化石能源(特别是作为“新生事物”的风能、光伏等)迅速壮大，使其早日实现规模化生产并具备在经济上逐步取代化石能源(首先是碳排放量最大的煤炭)的能力。许多国家给予风电光伏的生产和消费以名目不同的补贴，有的国家甚至一度强令电网收购风能、光伏的电力而置其他能源的发电于不顾。激进的能源构成改变使风光能源的某些数字快速增长，却往往造成其装机容量明显大于实际发电量的困境。更重要是，在风光电力的上中下游之间，在与其他能源之间未能形成有机的嵌合。这使之缺乏在市场环境中的生命力。

　　在《巴黎协定》生效后各国加大了能源转型的进度，于是在一些先进国家风能、光伏为首的非化石能源比例大增，而天然气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以德国为例，其油、气、煤、核电水电、风能光伏的比例在2000年依次为39.3%、21.6%、25.1 %、13.9%、0 %(因比例其小而忽略不计)，而在2020年上述各数比例为34.7%、25.8%、15.2%、6.1%、18.2%。其中，增加最快的是风能光伏、减少最多的是煤炭(-9.9%)。与其类似的还有意大利，风电光伏亦占18.4%，且其天然气的占比大于油更大于煤。意大利和英国已经进入天然气居能源消费首位的“天然气时期”。国家、公司纷纷不同程度地削減甚至停止对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投资，使之总体上处于被动，产量上升极缓甚至萎缩状态，价格也处于低谷中。法、德、意等传统产煤国三年前就关停了全部煤矿，英国也步其后尘。欧盟议会甚至提出全区域停止开挖煤矿(遭到波兰等国的拒绝)。油气企业为了生存往往仅开发已建产能中最优质高效的部分，其生产只需满足用户当前的需求。形象地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综上所述，这种新形成的能源构成格局是非化石能源在特殊政策优惠和指令性要求下迅速发展的产物，它尚缺乏顽强的生命能力而表现出较弱的适应性，可视为不够成熟的能源构成。

　　风能、光伏和水电等无碳的优点是无可置疑的，缺点是“靠天吃饭”，其可输出电量都容易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当几种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相叠加时，其造成供应缩减量和所影响范围之大就远超过人们预料和一般性的调峰补缺措施的能力。即使可调用“额外的”化石能源用于补缺也必然影响其原有的供需链，从而形成范围更大的供应短缺。而这种短缺正是促使油气煤和电力价格大涨的根本原因。

　　多种因素叠加

　　2019年末爆发并迅速影响到全球的新冠疫情大大削弱了经济的活力，以致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发展停滞乃至倒退。与之相应，能源的供应、需求在疫情高发期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油价也下降到最低点，以致出现了到期的期货以负油价结算。它的“第一大冲击波”在2020年夏有所减弱。这在中国表现的特别明显而后经济出现恢复性上升、油价也出现反弹。需求侧并不需要多少实际投入就使其环比高速上升。而对于长期处于被压缩状态和缺乏足够投资的化石能源生产来说恢复却需要一定的条件，其速度自然会慢于需求的增长。这就使世界能源市场出现相对供不应求的态势，引发了这一轮能源价格上升。在欧洲上一个漫长的寒冬和其后的酷暑使天然气库存大为降低而却难以为入冬做及时的补充，2021年10月的库存仅为满负荷的75%。夏末秋初风电量突然大面积滑坡，比近5年的均值低45%。长期干旱使水电难有作为，而突发的洪水又使德、荷的电力设施大面积受损。诸多额外的因素加大了能源短缺，助长了2021年下半年能源价格迅猛的长势，并从欧洲迅速波及全球。“屋漏偏逢连阴雨”，在2021夏秋之际欧洲出现了一系列“偶然”事件加重了能源短缺。多国(包括我国)出现了短期局部性拉闸限电。

　　本世纪以来在影响国际油气供应和价格上曾经叱咤风云的欧佩克(OPEC)的作用已大为减弱。为了应对日趋复杂严峻的油气形势，被迫与其他石油输出国(俄罗斯是其重要一员)联合起来形成OPEC+。它们可以在共同利益的背景上达成协议决定石油生产的总数量及各国的份额。在石油价格过高影响到需求下降经济正常发展时可以顺应要求达成增产协议以降低油价。反之，则决定适当减产。但在具体执行中各成员国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权，超越和低于给定的配额情况时有发生。这次油价大升，使各成员国获得了久未有之的机遇大赚了一把。对于要求其大幅度增产原油的建议首先遭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有巨量剩余产能国家的拒绝。2022年1月4日欧佩克月度会议上仍然坚持延续7个月的仅增产40万桶/日的意见。于是油价当日就升至80.5美元/桶。直到2022年1月末才开始接受增产石油的建议。

　　在经过能源转型长期的蕴酿和《巴黎协定》之后越来越多的具体规定的出台，低碳环保已经对人们内心造成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似乎化石能源已经是夕阳产业了。必须注意到心理压力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带有偶然性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甚至能源小的起伏都会在市场上产生价格的大波动。如俄罗斯到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线即将联通的消息使美国、亚洲和欧洲三大天然气市场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荷兰天然气期货大幅下跌26%，创历史最大的周跌幅。而后来事实证明该管线至少在2022年春夏甚至到下半年才有可能通气。影响最大的是普遍对化石能源丧失信心，认为其大幅减产已迫在眉睫，从而削减对油气产业的投资。股东纷纷撒资使股值下跌。“绿色金融”成为时尚，许多银行、基金都按狭义的绿色标准宣布不再给化石能源企业、项目贷款。没看到在近、中期化石能源(包括煤炭)的碳减排是对环保最现实的巨大贡献，核电和水电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排除的。煤矿成批关闭在欧美已不是新闻。近来许多大型石油公司修改了其经营方针和发展方向，有的大幅度降低油气所占份额，抛售油气资产。为了适应“民意”甚至纷纷改名，以强调自已不只是搞油气而是向综合性能源公司迈进。如2021年5月著名的道达尔石公司股东大会决定改名为道达尔能源公司，但并未能改变油气依然是其收入最大来源的事实。但一些公司不顾自己国家油气的巨大需求和资金的紧缺，纷纷投资于其并不熟悉也缺乏人才储备的新能源业务，效果并不理想。

　　化石能源将长期存在

　　《巴黎协定》已经开始实施，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作为，人们期待看到其好的效果。但突然爆发的能源价格大涨，带来不小的社会经济动荡，反到要以化石能源的增产来解救。这促使人冷静地审视原有的认识。

　　非化石能源为零碳能源，在21世纪中期将取代化石能源成为能源的主体。这一点是没什么争议的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但对化石能源的削减应稳中求进。因为化石能源将长期存在，某些国家转型初期还可能有所增长。

　　按照“双碳”目标的要求国内外所做的各种预测都表明：到21世纪中期化石能源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存在。如国际能源署在最近的预测中提到：油气在2050年仍然要提供20%的能源。但若干仅从减碳目标出发倒推分配化石能源应存量的预测思路(这在尚无实践经验无大量数据时所做的预测中是难以避免的)却对能源转型初期化石能源的削减提出了过高要求。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出发应对目前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能源构成时期的国家提出不同的要求。

　　如果不考虑化石能源在经济和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而进行理想化的过激转折，就可能有使全球面临能源市场供应短缺价格飙升进而激发社会动荡的风险。即使对少数已处于天然气时期(天然气居能源构成首位)的国家能源转型也不能操之过急，需要保有相当的化石能源份额以获得应对复杂情况时的主动权，并在不能完全预测的供应风险中起保供兜底作用。而对大多数仍处于石油时期甚至煤炭时期的国家来说则更要允许其完成从煤炭时期经石油时期到天然气时期，进而到非化石能源的历史进程。

　　能源发展的速度可以加快但发展阶段难以逾越，难以一蹴而就。这个过程是曲折的，特别是在其初期许多国家同时承担着两个任务：既要增加化石能源供应总量又要碳减排。这就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出现化石能源(包括煤炭)的消费量增加的现象，如2020年底全球煤炭消费已恢复到疫前水平，进而在2021年四季度消费量又同比增加3.5%。

　　谨慎降低化石能源比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经济发展中的许多事例警告我们，即使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要选择合适的路线和速度，否则欲速而不达。过于激进(因而有片面性)的方案往往会造成“运动式”的行动、一刀切的要求。这次能源价格暴涨和引发的经济动荡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深入认识能源转型与经济-社会变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先立后破就是要求统筹全局、要求将传统能源逐步退出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基础上。绝不是对化石能源一个“减”字、对非化石能源一个“加”字所能概括的。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二产业占比偏高、单位GDP能耗高，对高排放高能耗产业发展的遏制节奏控制不当将导致供需失衡。

　　非化石能源的主体是风光发电，“靠天吃饭”的特点使其很难做到稳字当头。当它处于谷值区时需要别的能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指化石能源)填谷补缺并要为其“额外的”付出而承担经济补助，而在峰值区又需要有相应的储存能力。它们不仅要额外的经济投入也要相当程度的相互嵌合。目前规模储电是相当困难的，不仅经济损耗巨大，许多储电手段也缺乏安全性。显然，我们绝不能仅看到其目前所达到的装机容量数字而忽略其实际运营时的困难。所幸，这一切都在本次能源困境中的欧洲有较充分的暴露。它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转型时稳中求进先立后破有序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优化的必要性。

　　违背先立后破原则的表现之一是过早地持续削减对油气的投资。强调仅发展“绿色金融”的欧洲投资银行行长表示：欧洲需要确保将不再使用化石燃料。这类论调不但使其难以应对这次并不大的能源供应短缺，而且将影响直到本世纪中期的油气供应安全。全球近年投资幅度降低较大，2020年油气上游投资仅3410亿美元比2019年前又下降了25%左右，创15年来新低。连续的投资降低使2021年油气发现数量为75年来最低。而中期内油气上游投资必须增长到5420亿美元才能满足油气持续性的需求。某些经济界人士过分强调对不合乎其片面理解的“绿”者一律不给支持。这种一刀切的削减投资恰是此次能源—经济大波动发生的基础背景。

　　转型路径必须符合中国实际

　　中国的能源结构现状和资源基础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目前仍然处在化石能源时代的煤炭时期。2020年在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占比仍高达 56.6%，而非化石能源仅占15.7%(其中负有很高期望值的风电光电仅占 5.4%)。这意味着我国能源转型的任务特别艰巨。而中国的资源基础却是(相对)富煤贫油少气。这就要求我们尽量避短扬长。对尚需大量进口的油气应尽量减少用于燃料而加快油气化工的发展，天然气优先满足民用而不能主要使用于气电。而在满足能源刚性增长的需求和为所占比例不断提高的非化石能源填谷补缺时必然要使用价格低廉的清洁煤电。总之，中国的能源结构现状和资源基础是我们考虑能源转型路径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与西欧北美有很大的不同，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节能减排能源转型必须与经济比较快速地发展相配合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以较快的速度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要求同时完成经济持续发展和实现能源转型两项艰巨的任务。这也意味着实现“双碳”目标的转型路线是否正确要以能否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检验标准，以保障能源安全为前提。在接受这次能源价格大涨带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正确地掌握两项艰巨任务的统一，实现因地因时制宜、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的能源转型和经济发展，并为以后纠正可能不断出现的转型路线跑偏做好精神准备。

　　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保障能源安全是国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胜利油田时指出：“石油能源建设对我国意义重大，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在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和完成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的新征途中，我们应把握能源发展的主动权，要“料敌从严”，准备应对人为的自然的多种负面因素叠加而出现的严峻局面，要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影响力。

　　为此，在化石能源中要特别关注油气。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油气进口国，石油天然气进口依存度已经分别达74%、43%。而它们都仍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发展战略上的主动权。特别是近年来石油的稳产和小幅度增产主要依托老油田挖潜，第三次向新区新领域进行战略性开拓的任务一直没能完全实现。

　　从对我国近年来《全国油气矿产储量通报》的详细研究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几个现实。

　　近年来新增加的探明经济可采储量都小于当年的实际产量，入不敷出的局面使已经明显下降的产量缺乏持续发展能力。更令人关注的是，剩余探明经济可采储量(这正是国际上所指的“储量”)中存在多年未能投入开发部分，而这部分实际上在现今技术和经济条件下仍难有经济效益。在挤掉这部分“水分”后，比较真实的现存经济可采储量理论上只够开采10年左右。我国大规模开发天然气比石油晚一个“相位”。石油已进入稳产阶段后期、剩余探明经济可采储量和产量出现降势，而天然气现今仍处于稳产阶段前期、产量呈升势。而如果不进行战略性开拓，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出现与现今石油类似的情况，难以承担天然气在由化石能源为主向非化石能源为主转换中的过渡性能源作用。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在中央的多次相关文件和三大油公司报告中都一再提出了今后应“加强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实施新一轮(第三次)油气勘探开发的战略接替，实现油气在新区新领域的开拓，赋予我国油气以新的生命力，迎接油气储、产量的再一次大提高，补上国产油气不足这项能源供应的短板。本世纪以来油气界所做的艰苦努力证明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方向已经明确，路径也逐渐清晰，稳中求进的中国能源必定会以越来越稳健、逐渐加快的速度发展，保障在新世纪征程前进的中国经济增长、环境美好。

　　责任编辑：石杏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