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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治霾
2014年03月20日 10:50 来源于 中国石油石化    作者: 赵雪 于洋 陈躲        打印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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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霾笼“灰京”,环保问题成为“两会”焦点。如何治理?“两会”代表委员献计献策。

  ○文/本刊记者 赵 雪 本刊实习记者 于 洋 陈 躲

  阳春三月,本该草长莺飞、阳光明媚,然而在全国政协开幕当天,代表委员、中外记者齐集的北京再次陷入雾霾天气。在此之前,来势汹汹的雾霾席卷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维持一周的重污染波及15个省市,笼罩面积达181万平方公里,其中空气污染较重的面积超过98万平方公里。

  霾来了,污染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观而清晰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掷地有声地向全国人民传递出政府治理污染的极大决心。

  李克强总理的发言影响是巨大的。据媒体统计,3月3日,环保类上市公司业绩明显上行,板块涨幅超过5%。

  治霾万众瞩目

  不仅仅是北京,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透露,去年全国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中,有71个城市“超标”,仅有拉萨、海口、舟山三个城市完全达标,京津冀区域的空气污染最重。

  数据触目惊心,自然引来全民热议,替百姓发声的“两会”代表委员提案议案也多集中在雾霾治理方面。这些提案议案关注雾霾形成的原因,探讨解决环境污染的办法,并取得了一些共识。

  首先,大气污染是个普遍问题,解决起来需要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

  针对京津冀的雾霾天气,全国人大代表、中海油中捷石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战胜认为,做好污染源解析工作,是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基础。“单个城市或省份的污染源不明晰,区域内空气污染物成分更难定论。大家你怨我、我怨你,联防联控就很难收到实效。”在他看来,搞清区域内城市间大气污染物如何互相影响,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治污工作。

  从政府层面看,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许皞建议,应改革地方领导考核评价体系,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广泛推行绿色GDP考核制度,以提高环保政策的执行力。同时,将要“空气质量逐年改善”作为区域发展约束性要求,建立刚性约束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油田局长李联五则从企业层面提出建议。今年,他带来的建议是“‘碳’资产市场化 负债变效益”。他认为,只有将“碳”资产从负债变成效益,从减排中获利,企业开展技术革新、调整投资结构、发展新能源产业、实施碳减排的做法才会常态化,雾霾天气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霾逼产业升级

  作为能源生产大户和能源高消耗行业,石油石化企业在这场“全民环保战”中,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

  “我们必须坚决响应总理报告提出的要求,不管在哪个省,各级政府下达的目标,石油石化企业都应该走在领先地位。”中国石化炼油事业部主任赵日峰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在中国石化提出“建设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发展目标中,“绿色低碳”已经是集团六大发展战略中一条重要的战略。

  2012年11月29日,中国石化发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环境保护白皮书》(2012版),郑重承诺“三个凡是”:凡是环境保护需要的投资一分不少,凡是不符合环境保护的事一件不做,凡是污染和破坏环境带来的效益一分不要。

  2013年,中国石化又提出了“碧水蓝天工程”,共涉及800多个项目,预计投资228亿元。“去年投资30多亿元,今年预计投资100多亿元,目的是淘汰落后工艺,使生产过程清洁化,最后再实行末端治理。”赵日峰表示。

  在“碧水蓝天工程”中,洛阳石化共涉及14个项目,投资超过6亿元。“我们计划到2015年,主要在2014年完成投资。这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有锅炉脱硫、脱硝、脱尘,催化裂化装置的脱硫、脱硝和脱尘工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洛阳石化分公司总经理赵振辉向记者透露。

  除了企业自身对环境的责任感外,各级地方政府对环保的要求标准也日益增高。赵振辉告诉记者,他刚刚收到通知,洛阳市再次提高企业生产对环境影响指标的标准,包括氮氧化物、粉尘等项目。他感慨:“虽然河南并未被纳入特别限制排放区域,但河南省按最严格的标准要求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放情况,企业的环保压力确实很大。不过,压力再大也要承担责任努力完成各项指标。”

  事实上,环保压力的存在为石油石化企业转型升级、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和优化装置设施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南化公司副总经理殷云飞告诉记者,前几年,南化淘汰了一批落后装置和生产工艺。近两年,南化公司主要注重产品工艺的技术改造和调整,通过技术更新、改造升级来提高企业竞争力。如2013年南化公司改造了4个烧碱电极,使1吨烧碱生产量就可减少200千瓦时用电,与原有耗电量相比,节约了10%。

  清洁油品减霾

  造成雾霾天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汽车尾气排放。提升成品油质量,是减少雾霾产生的重要手段。这项工作,一直成为石油石化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点。

  近几年,兰州石化一直致力于推进油品升级方面的清洁生产。去年10月,兰化通过技术进步和装置建设,已可生产满足清洁环境标准要求的国Ⅳ汽油。在履行社会责任、抓好质量升级的同时,兰州石化注重实现有限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兰州石化总经理李家民告诉记者:“资源虽然有限,但产品结构调整是无限的。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选择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的产品。”

  李家民向记者透露,好产品让兰州石化尝到了甜头。通过生产97号汽油、航空煤油等高附加值产品,兰州石化去年实现同比效益好水平。

  除中石油外,作为最大的成品油供应商,2000年以来,中国石化共投入2000亿元推动成品油质量升级。这2000亿元不仅用于炼化企业改进更新设备,也用于下游加油站设施的升级置换工作。

  中国石化洛阳分公司总经理赵振辉表示,从2005年开始,他们累计投资超过50亿元实施了油品质量升级,通过国Ⅱ、国Ⅲ、国Ⅲ油品的质量持续升级,油品中硫的含量从2000年的1000ppm降至目前的不高于50ppm。

  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总经理潘桂妹告诉记者,作为湖南省成品油市场供应的主渠道,湖南石油把汽油质量升级工作当作一项履行社会责任的政治任务来抓。他们克服资源、运输、储运等困难,分批次开展调拨、清罐、置换。同时,进行严密的质量检测,直至置换油品符合国IV标准后才更换标识对外挂牌销售。湖南石油提前两个月完成油品质量升级工作,升级所增加的成本均由企业自行承担。

  除霾要讲策略

  对于治理污染问题,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说:“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 这不仅说明我们在雾霾治理方面形势严峻,而且一般性的工作推动已经不足以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

  虽然雾霾治理是无条件的,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过部分“两会”专家清醒地认识并呼吁,治霾不能一刀切,不能盲目关停煤场和发展天然气,需要进行全国统筹规划,防止出现系列问题。

  我国是一个富煤少气石油资源短缺的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目前各地政府在治理大气污的行动中出现了一种盲目压减煤炭使用量,扩大天然气用量的倾向。天然气虽然是最清洁的化石能源,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看来,“根据我们能从国内外获取的天然气资源量,提出压减煤炭使用量是合理的;决不能不顾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天然气资源供应状况,盲目压减煤炭使用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石家庄炼化总经理毕建国也对我国的天然气资源担忧:“环境污染到这种程度,肯定要下大力气。但是,做任何事情要有科学的态度。我国没有那么多的天然气资源,所以大家要理性对待。”

  “考虑到我国资源禀赋,应该特别重视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不能都去搞煤改气,要对天然气的利用做出总体规划。要回答,目前可利用的天然气资源有多少?未来天然气的发展前景如何?有限的天然气更适合做什么?”毕建国对记者表示。

  天然气资源是短板,提高能源消费中天然气的比例只能循序渐进。值得欣喜的是,我国能源生产企业正在加大投入争取找到更多的常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并增加天然气的产量,也在努力通过各陆路和水路扩大天然气的进口量。

  除了增产与拓展进口通道外,增加天然气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利用煤制气技术。

  3月4日北京举行的“煤炭峰值预测与应对2014高层论坛”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煤制天然气产能将达到69.5亿立方米。这一数字预计在2020年达到600亿立方米,是“十二五”规划中2015年产量180亿立方米的3倍有余。未来7年内,我国煤制气将迎来井喷式增长。根据国家天然气发展“十二五”规划,2015年中国煤制天然气产量为150亿~180亿立方米。

  “尽管天然气是最清洁能源,但全部煤改天然气首先资源有限,其次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明森如此担忧。

  既然煤不能不用甚至不能少用,依旧是主要燃料,张明森认为,最根本、最现实和最科学的解决办法是把煤集中处理,通过脱硫、脱硝、脱尘等手段将原料清洁化后,作为二次能源送到全国各地。

  对于治理雾霾的另一个手段——压减关停一些企业,与会代表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毕建国看来,在政府干预的压减关停企业中,有一些确实是不达标的,有一些可能并非是不达标企业,但属于过剩的相对落后的产能。对于后一部分,政府在压减关停企业时要重视运用法律和市场的手段,否则会有许多遗留问题和后遗症,如职工的安置等。他说:“现在的问题(雾霾)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问题形成的过程中,大家忽视了预防和超前控制,等矛盾突出了又急于求成。这种做法非常不科学,容易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大的损害。”

  “在压减关停上,我们需要制定科学的标准和运用法制思维。”毕建国认为,“标准是不断提升的过程,要与当时经济状况、承受能力、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

  责任编辑:石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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