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磨合期 时有暗潮涌

 

新丝路的新挑战

2013年9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土库曼斯坦总统共同出席中国石油集团承建的土库曼斯坦“复兴”气田一期工程竣工投产仪式，为中国-中亚能源合作写下新的注脚。

 

　　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在进入平稳期的同时，也在调试着一种“新常态”。

 

　　文/本刊实习记者 金慧慧

 

　　9月的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秋高气爽，是最美的季节。13日下午，杜尚别彩旗飘扬，空气中弥漫着喜气。此时，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眼中，美景当属蜿蜒1000公里的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这一美景亲自画下第一笔。

 

　　沿着古丝绸之路，阿克纠宾项目、PK项目、曼格什套项目、阿姆河右岸天然气项目、复兴气田项目一一走来，一幅以能源合作为主题的立体版图正在徐徐展开。

 

　　丝绸之路已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短短几年时间，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已建成投产，D线建设也于9月13日正式开工。届时，搭乘这组管道输入中国的将有8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相当于2013年我国天然气全部产量的七成。而中哈原油管道年输油量也已达到1000多万吨，与哈萨克斯坦国内每年的消费能力基本持平。

 

　　1997年6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购买阿克纠宾油田的股份，绘下了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的第一幅图画。还有一年，双方能源合作将迎来18岁的成年礼。合作成果是献给成年礼最好的礼物。如今，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勘探开发项目已有19个，工程技术项目也达到了数十个。

 

　　17年的长相厮守，足以使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从蜜月期进入相对稳定的磨合期。17年前的中亚地区刚刚独立不久，奉行“油气兴国”战略。17年后的今天，中亚诸国调整了发展道路，对能源企业开始了种种限制。17年前，在中亚地区能够直接购买油气区块。17年后的今天，他们更希望以工程技术服务的方式进行合作。在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进入平稳期的同时，双方也在暗流汹涌中互相适应，调试出一种能源合作的“新常态”。

 

　　冲突源自发展。当我国石油企业力争上游、希望与老牌跨国石油公司比肩时，当中亚国家“能源兴国”的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时，这种烦恼就注定萦绕在周围。这是国际市场对“后来者”的严苛要求，也是中国企业试图改变能源领域版图要经历的必然挑战。中亚能源合作中出现的种种碰撞，正是我国石油石化企业“走出去”面临新挑战的一个缩影。

 

　　永远的博弈

 

　　两千年前的春秋时期，因无堤束水，洪水泛滥，纷争不断的各国诸侯逐渐认识到战争使得原本不可控的水患更加严重。为解决水患，一些霸主冰释前嫌，订立盟约，筑堤束水，变水害为水利，便利交通、灌溉良田。

 

　　两千年后，同样的水资源之争发生在了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原苏联解体前，两国均为其加盟共和国，同为一体便不存在相争一事。苏联解体后，在中亚除了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处于上游，水资源比较丰富外，其他国家都处于下游的干旱和荒漠地区。

 

　　而刚刚开工不久的中亚天然气D线，要分别经过上游的哈萨克斯坦和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坚决反对D线经过塔吉克斯坦，尤其反对其中一部分留给塔吉克斯坦使用。为促成D线建设，中国方面花了很大力气去做双方的协调工作。

 

　　“协调动用了国家外交等各方面的力量，光凭着企业自身很难做到。”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会中心高级顾问王海运表示。

 

　　中亚各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由于历史原因，国家之间的边界划分混乱，不完全以民族聚居、自然障碍和历史传统为依据，导致相互之间都有领土要求。苏联解体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如今边界争端依然很突出。在中亚，一个民族就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有一个族长，各自为政，难以协调，不同民族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

 

　　其实，早在中亚天然气管道建设之初，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了苗头。按照惯例，穿越多国的油气管道应该成立一个所有国家共同参加的公司进行统一运筹。但是，由于管道涉及的三个国家各有要求，按照常规思维成立一个共同的管道公司难于上青天。无奈之下，中国分别与途经3国设立了中土天然气管道公司、中乌天然气管道公司和中哈天然气管道公司，创造性地采取了“分段运营”的管理手段，才勉强解决了这一问题。

 

　　中亚各国之间关系难以协调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其他大国在此博弈的因素。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遭遇恐怖分子袭击，滚滚浓烟飘浮在美国人的脑海中，久久无法散去。反恐成了美国面临的紧迫问题，也就是此后的十年，因反恐促成的合作让中美度过了史上的“黄金时代”。

 

　　如天下大势，中美关系也逃离不了合久必分的规律。“美国一直在中亚拉拢队伍，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中化集团原总地质师曾兴球表示。

 

　　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本来只向俄罗斯出口，后来添加了中国。为了降低中俄对土库曼斯坦的影响，美国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劝说土库曼斯坦将天然气通过巴基斯坦运往印度。这就是商谈中的“土阿巴印”管道。此举一石二鸟，既打击了伊朗又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资源引向他方。

 

　　投资环境变差

  

来自中国的石油人雕琢着一个个中亚油气项目，无论炎炎夏日还是数九寒冬。

 

　　2010年1月30日，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一面改造过的哈萨克斯坦国旗分外醒目。在旗子上，龙替代了雄鹰的位置，表示“中国资本入侵哈萨克斯坦”。这是一场1000多人的示威集会。他们情绪亢奋，高喊“杀死中国熊猫”的口号。就连与中国进行的石油贸易，也成为他们不满的理由之一。

 

　　其实，哈萨克斯坦政府也在考虑转变原有的“油气兴国”战略。中亚各国刚刚独立时缺乏资金和技术，允许外国公司进入各个领域进行开发建设，结果是很多重要的经济领域被外国公司占据，本国政府控制的很有限。当经济得到发展、国家拥有了一定的资金储备后，这些国家开始将能源等重要经济领域的资产尽量收归国有。

 

　　就在这一年，哈国宣布实施《2010—2014年国家加速工业创新发展纲要》，部署大幅提升制造业，限速发展采掘业。哈国提出了2014年将加工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50%和将非资源领域产品出口份额增加到40%的目标。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石油公司进入哈油田的限制越来越多。他们不希望某一国的力量太强大，所以尽量降低中国项目的审批通过率。对本国公司与外国的合作也严加控制，规定油气项目出售要获得前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石油天然气部批准，哈国有石油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以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反垄断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目前对于中国来说，获得新区块的难度加大。我们应该把已获得的区块好好开发利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常庆建议中国石油公司充分开发现有资源。

 

　　实际上，中亚一些好的区块都控制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手中。1992年至1995年，哈萨克斯坦很多优质区块卖给了西方国家，而中国直到1997年才开始进入哈萨克斯坦的油气竞争市场。

 

　　2009年1月1日，哈萨克斯坦实行新的税法，取消了矿区使用费，取而代之的是矿产资源(石油)开采税。开征石油开采税，总体上提高了石油公司的税负水平。石油开采税的最低税率达到7%，高于矿区使用费2%至6%的费率。税收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国企业的负担。

 

　　份额制度作为对进入本国的外资企业所占份额的一种限制，也成为中亚国家限制外资的一种手段。它对每个部门可进入的份额进行不同数额的限定，意在保护国家经济免受外国控制。

 

　　靠出卖资源起家，却不希望将这种方式一直保持下去——中亚国家正在逐渐转变与国外企业的合作领域。“他们希望与中国的合作，由能源领域转向非资源领域。比如，中国帮助他们生产机械、日用品等。即使是石油领域的合作，也要由石油开采转向采油设备制造。”赵常庆在分析中亚能源投资形势转变时指出。

 

　　本地化要求提高

 

　　现任中塔天然气管道项目总经理刘涛，5年前负责中亚天然气管道A线乌国段施工项目。按照计划，2009年6月30日之前要完成A线主体焊接任务。可是，2009年1月16日，乌方队伍才摆开阵势焊了第一道焊口。刘涛心急如焚。

 

　　乌方队伍突击焊接了十几公里管线后，第一次检测结果出来了。毫不意外地，焊口质量合格率很低。

 

　　拿着检测结果，刘涛找上了乌方承包商高层。几番唇枪舌剑后，对方才同意更新设备，手工焊机组退场，上自动焊机组，同时答应对员工重新培训、考核。

 

　　焊接质量虽然上来了，但刘涛凭借丰富的施工经验和对现场的深入了解，倒排工序精心测算后发现，按照工期要求乌方队伍需要每天焊接250道口，可现在24小时连轴转，也只能完成120道焊口。

 

　　为此，中亚管道公司总部提出，让中方承包商以后期B线工作量置换乌方承包商当前的A线工作量，以保证年底按期投产。又是一番软硬兼施的谈判，刘涛结合对方施工能力，综合每道工序、天气、合格率等各种因素，用科学严谨的数据赢得了乌方的认可，施工终于呈现出喜人的速度。

 

　　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如期完成是“政治任务”，刘涛可以以此劝说承包商接受自己的方案。但是，很多其他项目并没有这样的幸运。为解决当地员工的就业问题，中亚各国严格控制劳务输入，公司每一级的组织结构中都要有当地员工，对公司领导、部门经理和普通员工的比例都有要求。但是，当地员工素质并不能完全达到职业化的水平，工作效率低下。由于签证通过率极低，中国的工人无法前往工作，项目进展缓慢。眼看合同工期就要结束却无可奈何，其中的损失可想而知。

 

　　合同中规定，实施资源开采作业时要采购一定比例的当地物资、工程和服务。不同的合同比例要求不同，最低不能少于20%。这种做法的着眼点是扶植当地企业，但给中国企业的发展增加了负担。由于当地设备质量较低，使用寿命大大减少。同样的设备，国外的可以使用5年，当地的不足3年就无法使用了，而且一些对技术设备要求较高的项目使用当地设备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针对这些具体现象，中国中化集团原总地质师曾兴球表示：“这就要求我们构建新的合作模式，提升谈判能力，对不同的项目进行不同的设计。”

 

　　据介绍，中国的石油公司一直在探索最合适的合作模式，现在的合作合同已经是第六代了。这些合同主要由之前的以资源、资金、技术、优势互补和商务标准统一为导向，转变为现在的以合作共赢为导向。

 

　　管理是本难念的经

 

　　范明(化名)是中国石油驻哈萨克斯坦某项目的财务部经理。说起那起发生在他身上的抢劫案，至今他都心有余悸。“我们项目有一个哈萨克斯坦员工，经常迟到，没到下班时间就看不到他的人影了。他不仅自己不守纪律，而且常常去干扰别的工人。领导找他谈了几次话，都不起作用，最后只能将他开除。”

 

　　让范明没想到的是，一天晚上，他正在整理当天的账目，突然有七八个大汉冲进来，二话不说直奔保险箱。当时只有范明和另外一名同事在场，赶紧上前制止。谁知道一名大汉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对着范明就是一刀。范明下意识地挡了一下，左胳膊立刻感到一股钻心的痛，鲜血染红了衬衣。

 

　　“我当时完全傻了。同事吓坏了，大喊‘救命’。当时已过了下班时间，等咱们的人陆续赶来时那伙大汉已经跑了。”说到这儿范明依然很激动，“虽然没看清楚，但如此熟悉保险箱位置的肯定是自己的员工。”他认为，那名被辞退的员工与此事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种事情虽然极端，但当地员工难管、难带却是一个共识。

 

　　“国外作业的钻井队在安全管理和队伍稳定方面的最大问题，不是设备而是人。因为语言障碍、风俗习惯、控制手段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制止人员违章行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远非国内钻井队可比。”在海外闯荡的钻井平台经理王铁(化名)感慨地说。

 

　　中亚各国的资源开采和管理模式，都保留着原苏联时期的印记。中国参与开发的项目很多是原苏联时期开展过勘探开发工作的项目，有些项目已多次开发，储量动用程度较高。企业管理者也深受原苏联的影响，习惯原苏联模式的管理方法和流程，对于新事物、新方法抱有排斥心理，在中国的管理方法未获得他们认可之前，冲突和摩擦层出不穷。

 

　　提起在海外工作时闯过的障碍，王铁颇有“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之感。

 

　　由于中亚长期封闭，很多人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停留在20年多前的苏联时期。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高于他们，一开始就存在着排斥心理。

 

　　“管理流程的不同曾经让我很不适应。苏联模式重视书面文件，凡事都要有文件批准方可执行，而我们往往接到上级的口头任务就会去执行。”王铁说。对于中国员工来说，领导一个电话让你赶往外地开会，你会想尽办法前往;如果换作是哈萨克斯坦员工，一个电话是行不通的，必须有正式的文件通知，然后还要向财务申请差旅费，获得批准后才会动身。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来自不同的背景，无优劣之别，如何合理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需要中方管理者认真思考。

 

　　文化理念的不同，给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中亚国家的人更倾向于享受生活，一般不会为了工作而拼命地努力。在出现利益冲突时，中国人谦和礼让、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和中亚国家草原民族弱肉强食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矛盾，给协调管理工作带来了困难。另外，当地家族势力庞大，员工多在家族势力范围内就业，不会担心因不尽职而失去工作。这也助长了当地员工的懈怠情绪。

 

　　遇到玩忽职守的员工，想要辞退他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有书面材料，而且要得到当事人签字确认，否则员工可以提出申诉，政府部门就会介入调查。“这种事件较为敏感，处理不当就会引发一些社会事件。所以，我们辞退员工时会特别慎重。”王铁说。

 

　　责任编辑：刘淑菊

 

　　新常态需要新方法

 

　　与中亚的能源合作模式，要向集约型、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特邀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王海运

 

　　中国中化集团原总地质师………………………………………………………………………曾兴球

 

　　文/本刊实习记者 金慧慧

 

　　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已有30多年的历史，与中亚的能源合作也将近20年，过去有过辉煌也有过彷徨。而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中亚的能源合作处于什么样的国际局势中，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新常态下中国—中亚能源合作?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王海运和中国中化集团原总地质师曾兴球。两位专家将为我们答疑解惑。

 

　　中国是最好选择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打击三股势力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共识。

 

　　中国石油石化：首先感谢二位百忙之中的耐心解答。您认为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在整个对外能源合作中处于什么地位?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曾兴球：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是能源企业“走出去”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发展势头喜人。

 

　　双方未来的合作潜力很大。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海合作组织持乐观支持的态度，积极参与。这对推动中亚下一步的能源合作很有好处。

 

　　未来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要巩固现有成果，扩大开放合作的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建设利益命运共同体。改变我们的义利观，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能源应成为重头戏，把能源合作项目发展成开发区，再逐步扩大开发区形成片。由点到面，逐步拓展，真正形成经济带。西北方向往欧洲延伸;向西，朝西亚延伸;往南也可以合作。

 

　　王海运：能源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点，在中亚地区尤其如此。其他地区的能源合作，要根据具体条件审慎、稳妥地推进。中东海湾地区是世界主要油气产区，我们当然不能放弃。但中东海湾地区的动荡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在大国关系中也最为敏感。因此参与此地的油气开发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

 

　　一旦出现突发情况，海上运输可能会遇到麻烦，因此，扩大陆上周边稳定的油气供给就变得更加重要。从经略海洋角度讲，中国必须建立陆上战略纵深，这就凸显了经略中亚的重要性。从化解风险的能力来看，相比中东海湾，我们在中亚地区手段更多一些。

 

　　中国石油石化：我们都知道国际形势对国际能源合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二位觉得我们在中亚的能源合作存在着哪些有利因素，哪些不利因素?

 

　　王海运：美欧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限制了俄罗斯油气的西输，原本通过中央管道到俄罗斯、再到欧洲的天然气将部分失去销路，这是北边;西边，阿塞拜疆同欧洲达成天然气管道协议;南边，阿富汗战争的影响还将持续，美国将要撤军，塔利班有可能卷土重来，地区安定遥遥无期，商讨中的土阿巴印输气线路很不现实。因此，扩大东输成为中亚国家的现实选择。中国是个稳定的油气大市场。所以，中亚同中国合作的积极性提高。

 

　　曾兴球：不能忽视美国的干扰，美国一直在暗中与我国进行博弈。它在中亚拉拢队伍，遏制中国的发展。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美国就提出新丝绸之路，阻止我国同欧洲开展合作。美国还干涉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出口，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劝说土库曼斯坦将天然气通过巴基斯坦运往印度。我们一定要认清，中美分不开，但也和不好，争斗始终存在，斗而不破。

 

　　风险增大是必然过程

 

　　中国石油石化：6月12日，中国石油企业的一名中方人员在伊拉克被绑架。资料显示，近年来发生了好几起中方员工在海外遭遇绑架的事件。请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海外的风险增大了呢?

 

　　王海运：是的。风险增大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政治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在中东海湾及中亚地区活动猖獗;二是能源富集、易开发、安全环境相对较好的油气区块，大多已经被国际大公司所瓜分。我国企业只能去一些边缘、动荡地区，安全环境较为严峻;三是随着我国能源合作“走出去”的规模不断扩大，麻烦也随之增多。

 

　　我们会遇到很多风险，包括人员、资产和管道系统的安全。漫长的跨国管道要经过多个国家，经过一些偏僻地区，安全保障难度较大。还有自然灾害问题，如山体滑坡、雪崩和洪水等。

 

　　曾兴球：十多年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被绑架的人员已经有几十个了，哪个国家都有坏分子，不能说现在风险变大了。究其原因不是政治不稳定，而是社会落后造成的。绑匪的目的是为了要钱，而不是伤人。中亚现在还管拦路抢劫的强盗叫响马。这是中国19世纪的称呼。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意外状况更容易发生。

 

　　中国石油石化：遇到这样的事件，我们该如何应对?

 

　　曾兴球：我们要加强安全防范措施。苏丹欢迎各国派军队去保护当地的工人作业，也欢迎我们过去。现在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基本上打破了海外不驻兵的做法。向联合国报告后，经两国政府协议，我们就可以派部队去保护本国工人的安全。

 

　　王海运：在风险发生时不能轻易撤离。因为我们的项目投入巨大，不能一走了之。在打击三股势力的问题上，我们要加强与对象国的合作，更多地依托对象国来解决安全防范问题。我们现在还很难派出军事力量直接去保护，更多地需要依靠对象国政府，包括警察和军队。

 

　　应对风险需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必须具备预警能力。提前察知各种安全风险，为此必须加强对对象国宏观环境的研究，加强情报信息工作。二是提前制定应对各种风险的预案，没有预案就会造成混乱。三是充分利用国家的外交资源，争取我国驻外外交机构的政策指导和信息支持。四是增强人员的防范意识，加强管理。

 

　　经历的事情多了，思考的问题多了，应对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也会随之增强。但是要完全避免风险是很难做到的。不单我们，就连西方大国的海外企业也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规避风险，以什么风险都不会发生为前提来规划对外合作，恐怕是不可行的。

 

　　我国和美国不同的一点是，美国到处都有军事基地，可以随时派武装力量去干预、去保护。我们的利益逐渐向全球扩展，但保护能力远远没有达到。如今我国可以在联合国框架内派出维和部队，打击海盗，但是在海外建设军事基地仍然是个禁区，短时间内无法实现。一个军事基地可以为周边相当大的区域提供安全保护和安全威慑，使一些团伙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能源合作也讲究质量

 

　　中国石油石化：您认为我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主要存在哪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

 

　　王海运：以为收购区块就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是一个误区。我不清楚这种方式对石油公司来讲是否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必须考虑开发过程中对象国的政治和安全环境是否会发生变化，是否会遇到法律风险。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购买区块时要考虑对方的国情，若对方疑虑重重，担心我们控制其经济命脉，就要小心从事。

 

　　目前的情况是，只有在取得区块碰壁时才会另选合作方式，这种做法未必可取。我们应该探究碰壁的原因是什么。有些问题不只是对方的原因，有时是我们的做法不当引起的。要强化互利共赢意识，急对方所急，想对方所想，先予后取，多予少取，不能只想多拿而不想付出。

 

　　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找合作增长点，顺势而为。中亚国家希望摆脱纯原料输出国地位，我们可以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同他们展开合作。他们不仅希望输出原油，而且还想进行炼化加工，因为成品油输出的利润更高一些。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不好。我们不能只盯着原油，而对其他方面的合作不感兴趣。

 

　　另外，企业管理者的视野也需要拓宽。能源是种战略资源，国与国之间为争夺能源发动的战争源源不断。没有能源政治意识往往会带来很多问题。2003年中国石油收购某外国公司股票。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几家公司内部已经协调好了，转给谁、价格是多少都已经确定。但我们弃这些于不顾，执意参加竞标，结果可想而知。如果重视能源政治，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其中的政治背景、集团之间的关系，这些风险还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石油石化：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与中亚能源合作的变化?

 

　　曾兴球：没有国内的深化改革，对外合作将会一事无成。要从国内的改革开始，推动模式、理念的转变。促进国际合作水平的提高，还需本身的内在动力。

 

　　对外开展任何经济合作，必须考虑国内的经济需求。这是企业对外合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讲，国内有需求，企业对外合作才能获得更多利益。把握国内需求的方向很重要。新常态要求经济增长更注重质量而非规模。这就要求能源的增长告别粗放式的，更加注重能源的安全和质量。不是实现多大规模的进口就能保证安全，而是要求产品的结构和成本合理，合作稳定、可持续。这对能源合作和进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增长要讲究质量，能源合作也应该讲究质量。与中亚的能源合作模式，也要向集约型、可持续的方向转变。

 

　　王海运：我国国内能源需求增长短期内达不到峰值，2035年之前会持续增长，对外依存度还会持续增加。对外合作必须考虑到国内能源需求的这种增长趋势和能源结构的变化趋势。我们未来对煤炭的需求会逐步下降，石油需求的增长幅度也会逐步减小，而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将会大幅增长，这就要求我们扩大清洁能源的进口。对外合作以这些变化作为依据，有助于制定更具有前瞻性的对外合作战略。

 

　　顺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需要，应将发展重心向西部移动，适当向西部倾斜。新疆毗邻中亚，未来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应多考虑新疆发展的需要。而新疆的发展，则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可承受能力等因素。

 

　　中国已经到了产业转移、产业升级的发展阶段。我国在世界产业链低端徘徊的时期即将成为过去，需要努力实现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从环境可持续的角度来讲，也有必要把一些高耗能、高污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我们的环境压力，另一方面也可支持周边国家的发展，对建设和谐周边很有意义，对于我们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大有益处。中亚国家也希望与我们在加工制造等领域加强合作。

 

　　责任编辑：刘淑菊

 

  嘉宾小传

 

　　王海运，中国驻俄罗斯前陆海空武官，少将军衔。现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会中心高级顾问、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国防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暨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从经略海洋角度讲，中国必须建立陆上战略纵深，这就凸显了经略中亚的重要性。

 

　　收购区块就能解决能源问题是一个误区，这个误区长期存在。

 

　　中亚国家希望摆脱纯粹的原料输出国地位，我们可以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同他们展开合作。

 

　　在打击三股势力的问题上，我们要加强与对象国的合作，更多地依托对象国来解决安全防范问题。

 

　嘉宾小传

 

　　曾兴球，中国石油界资深油气田开发专家。现任中国科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新华通讯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CNODC)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际合作局局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合作经理部总经理，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总地质师兼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总经理。

 

　　中亚能源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头戏、主平台，要在现有基础上，深化多边合作，释放发展动力，造福中亚各国人民。

 

　　要转变理念，解放思想，探索合作的新模式，新领域，实现互惠互利，提高合作水平。

 

　　注重防范风险，提高投资效益。要综合分析各种风险因素，针对合作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风险防范的预案措施，确保安全。

 

　　现在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基本上打破了海外不驻兵的做法。向联合国报告后，经两国政府协议，就可以派部队去保护本国工人的安全。

 

　　记者手记

 

适应国际化的新要求

 

　　文/本刊记者 刘淑菊

 

　　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一直是一种“传奇”。

 

　　中亚天然气管道的修建，打破了许多常规：按照常规，跨国油气管道的谈判就要八九年;按照常规，油气管道的修建不可能在1年内完成;按照常规，一条管道不可能在6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成A、B、C、D四条，输气量翻了两番多。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必须意识到，这是难以复制、持续的。

 

　　中国与中亚进行的能源合作，在前17年里以超出常规的速度在发展。随着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规模扩大，项目多了麻烦也随之增多。我国两大石油公司又纷纷定下“国际化”目标，希望跻身一流石油化工公司行列。

 

　　与此同时，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在调整。中国外交关系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进入了一个微妙转型期。中国在经济体量上正迈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方面也在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想要建造新秩序，必然受到挤压。这就是成长的烦恼。归根结底，目前，中国石油企业在中亚乃至全球能源合作中感受到的“生长痛”，说明我国石油石化企业的自身能力仍然不足，在项目管理及运作中要有意识地适应国际化的新要求。

 

　　它要求更强的员工素质。在“本地化”的普遍要求下，我国石油石化企业必须培养精英力量，能够以5%的派出人员带好95%的当地员工。他们要对当地的管理体系、法律规范深入了解，能够很好地与各个部门沟通合作。他们还要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盘活当地资产、培育当地人才，真正从劳务输出转向管理输出。

 

　　它要求企业拥有更为敏锐的眼光，更为全面的价值判断。能源领域包括能源政治、能源经济、能源金融、能源技术和能源商业几个层面。很多能源企业普遍关注能源商业、能源技术，却对能源金融、能源经济、能源政治缺乏关注。如果盲目行动，一看区块不错，加上对方给的条件可以，就把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社会环境统统抛到脑后。这样即使合作谈成，将来能否持续也是个问题。

 

　　它要求企业能有更好的社会责任意识。在这方面，其他跨国石油企业的经验值得借鉴。壳牌刚刚进入中国时，采取了捐助医院、学校等方式进行公益活动。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对方对此产生了依赖。于是，1991年，壳牌提出了“赋能予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海壳牌主动帮助搬迁村民成立企业，在工程项目上对这些企业提供支持，为搬迁村民、惠州的大学生等提供创业培训。这种社会责任的担当，是每个企业必须具备的。

 

　　它要求企业拥有不断创新、不断挑战的能力。在能源外交中，确实有一些外国政府将能源作为筹码。这就要求我们构建新的合作模式，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如何建立科学的流程，如何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实现互利共赢，是我们需要攻克的难题。如果不懂得设计新的模式，遇到新的问题依然用旧方法去解决，就无法跟上“国际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