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12月9日,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曾表示,中石化、中石油等央企,如在集团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现实可能性存在问题。

　　季晓南在第二届公司治理国际高峰论坛上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中一个难题是确定在哪一个层级操作，即要在集团层面还是在二级三级公司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他称，中石油、中石化等资产总额达到三万亿以上,如果在集团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现实可能性将存在问题。

　　他认为,对于这些央企而言,如在集团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比总资产,民营资本显得十分有限。而且民营资本控股比例也不能太高,最后混合所有制经济还是国有占大比例,没有充分体现混合所有制经济。

　　中石化日前发表声明即将开始集团层面上的改革，石油行在过去的日子里总是扮演着靶子的角色，事故、调查、违纪也总是伴随着头条一次次把自己在民众面前抹黑，这次傅成玉的行动终将成为日后的黑马还是始作俑者，带着疑问我们来回顾一下石油行业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垄断的。

　　石油玻璃门

　　石油垄断坚冰难破，国企有责任，政府更有责任。长期以来，政府打破垄断的一手软，维护垄断的一手硬，民企在有形无形的垄断之门面前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玻璃门?简直就是玻璃墙!”谈到石油行业的垄断，一位国务院相关部委的官员由衷感慨。多年来，这位官员矢志不渝地推动行业开放，同时备感改革步履维艰。

　　石油是中国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从上游的勘探开采，到中游的汽柴油等成品油炼制，到下游的批发零售，再到进出口贸易、产品定价，无不在政府部门的牢牢管制之下。而事实上的管制主体，很大程度上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及其间接推动下的部委决策。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石油行业曾向民营企业开过一道口子。在进入门槛最低的零售环节，民企一度成了主渠道。1999年，民营加油站数量占比接近九成，加油量占到六成。那六七年也被民营油企称为“黄金年代”。

　　但1999年5月、2001年9月，以应对加入WTO冲击的名义，国务院办公厅两度发文，先后赋予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成品油批发(38号文)零售(72号文)业务的垄断经营权，导致民营油企的市场份额急剧萎缩，已经打开的大门又重重地关上。

　　此后，大门重开的希望出现过几次。一次是2002年。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当年将有400万吨成品油、720万吨原油的非国营贸易进口配额，并且这两个数字必须每年递增15%，持续十年。

　　但是，原国家经贸委在2002年4月发布公告：原油非国营贸易配额只能用于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炼厂加工。这个公告的依据，正是三年前的38号文。这意味着，如果不能被列入两大集团的生产计划(排产)，即使拿到了非国营贸易配额，油也进不来。事实上，十年下来，入世协议中承诺的非国营贸易形同虚设。

　　新的希望同样来自WTO。中国入世文件中规定，2004年12月11日要开放成品油的零售市场，2006年12月11日要开放批发市场。当时，一位发改委官员曾反问编者：到时候对外都开放了，对内还能不开放?

　　但直至2006年12月6日，商务部才发布原油成品油两个管理办法，业界发现，除了准入门槛出人意料地高，进口权丝毫没有放松，排产要求也依然如故，这导致拿到了经营资质的民企只能从两大集团进货，等于寄生在远比自己强大的竞争对手篱下。

　　再一次希望来自2005年5月国务院下发的“非公经济36条”。但此后五年，始终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及至2010年5月国务院再发“新36条”，民企们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

　　前任总理温家宝曾公开要求各部门必须在6月底前出台“新36条”实施细则。为何强调细则?因为新老36条都是原则性要求，需要具体的操作办法才能落实。

　　之后的几个月，各领域的“细则”密集出台。但细观之后，业界发现这些“细则”主要还是原则性宣示，等于是用原则来落实原则。两相对照，同样是文件，保护垄断的文件何其之硬，打破垄断的文件何其之软!

　　有关方面千方百计维护垄断的理由到底何在?

　　理由之一是保护资源保护环境。问题在于，资源环境是否保护得力，与企业所有制无关，与政府监管能力有关。真正的强政府，应该强在监管能力上，强在立法与执法能力上。

　　理由之二是控制油价上涨、保障石油供应。 这个理由就更加南辕北辙。竞争降低价格、垄断抬高价格，这是常识。中国一大半的石油靠进口，进口商越多，油源才越有保证， 低价才越有可能。实践中，不少民营油商都找到了比两大集团进口价低得多的油源，但囿于进口管制，低价油无法入境。

　　一些人认为，买家多了，会把油价买上去，铁矿石就是典型。这实在是以讹传讹。铁矿石是多对单的市场，三大矿商控制了70%的可贸易矿石，在需求旺盛之时，定价权自然在他们手里。石油是多对多的市场，多数时候都是供过于求，新油田不断发现、供应商数以千计，试图限产保价的欧佩克控制的产量越来越少，这个价格卡特尔已难以为继。

　　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美欧已成功地把大部分石油定价权从生产方转移到金融市场，具体说就是几大期货交易所。对同为石油进口大国的中国，这段历史极具参考价值。而阻碍中国建立自己的石油金融市场的，正是国内的垄断体制。

　　更重要的理由，其实是意识形态上的担心。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人士认为，国有企业是执政的经济基础，只有通过大国企控制住经济命脉，执政才有保证。因此，不仅石油行业，在电力、电信、民航、铁路、金融、教育等行业，玻璃门同样广泛存在。

　　针对这一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曾撰文，指出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的高低，而在于民生和民意。他说，如果将国有经济定位为执政基础，国有经济就只能进不能退，行政垄断就无法打破，继续深化改革就没有可能。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