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各种矛盾和困难，大庆职工联系实际学“两论”，千方百计完成大会战。

　　○文/董耷覃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主席的会客室里，1964年1月26日，坐着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余秋里同志，你给我们讲讲大庆石油大会战吧!”毛主席对石油部部长余秋里说。

　　“主席，我们在松辽搞得这个石油大会战，能这么快的取得胜利，关键是靠‘两论’起家，靠学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书嘞。”余秋里回答道。

　　“哈、哈、哈，余秋里呀，我这两本小书有那么大的作用么?”毛主席爽朗地笑着说。

　　“主席，我觉得这两本书的作用是很大很大的嘞。”余秋里回答说。

　　“不过嘛，这个《实践论》比较好看，《矛盾论》比较难读。”毛主席说。

　　余秋里汇报“两论”起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时，毛主席高兴地赞许道:“秋里，你在军队里长期搞政治工作，总结出了一些好做法。现在，把这些经验又带到管理企业中去了，还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这很好嘛。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势，是我们军队的优势，也是我们搞社会主义企业的优势，我们要继承好的做法，发挥这个优势。”

　　掌握实情

　　“没到现场，已估计到有各种困难和矛盾;到了现场，才知道困难和矛盾要比预料多得多。”余秋里深有感触地说。

　　勘探会战主战场临时调整，生产和生活准备不足，千头万绪，困难重重。为掌握实际情况，1960年4月初，余秋里和康世恩到前线调查研究。他们在萨尔图看见有成堆的人群麇集在荒原上。不要说摆开工作，就是吃住都没法安排。设备、器材、行李，沿着铁路两边，横七竖八地摆放了二三十公里，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能力分类清理，只能是谁的东西谁去找。起吊设备不足，大型设备很难准时运到施工现场;有的运到现场，因水源不通也不能按时开工。

　　余秋里、康世恩听了三探区领导汇报，了解到会战人员素质相差悬殊。有的职工下了火车，不问吃住，先问岗位在哪里?有个处级干部，报到后却问，这里有没有中灶食堂?还有的人，下车后见条件这么苦，转身回家当农民去了。他们还发现，会战职工在思想和作风上，还保留着“大跃进”留下的大轰大嗡，“一粗、二松、三不狠”，抢速度忽视质量等老毛病。如果这种思想作风不解决，大会战将是一场浪费物资、浪费资源的大混战，好油田也可能弄成差油田。

　　关门研读

　　面对困难和矛盾，余秋里想到了1959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东北经济协调会议期间的指示：“这次会战是一次大仗、硬仗，将会遇到种种风浪，重重困难。大会战的指导思想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会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于是他便组织康世恩、唐克、吴星峰等领导成员，一连几天关起门来，阅读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还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分析会战形势、任务和矛盾，他们认识到：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石油大会战，必然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这些矛盾和困难，既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有物质上的也有技术上的。

　　在这些矛盾和困难中，生产、生活条件上的矛盾困难，相对来说是暂时的，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而从长远来说，从影响油田命运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和最大困难，则是如何搞清油田地下，掌握油田客观规律，科学地开发大庆油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在勘探开发中，我们就会成为盲目的、不清醒的糊涂人。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有经验教训，要避免在大庆会战中重蹈覆辙，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方法论来指导我们的会战实践。

　　经过这样分析后，会战领导顿觉头脑清醒多了。同时也感到，如果组织油田职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以“两论”为武器，结合实际，分析和解决在会战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对于做好各项工作，夺取会战胜利，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学习热潮

　　1960年4月10日，会战领导小组以石油部机关党委的名义，做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决定》中说：“我们正面临着会战——大规模的生产实践，在会战中，把别人的经验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我们要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风格，闯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包括正确认识油田规律，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更大的自觉性。”

　　为此，石油部机关党委决定，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都来学习这两个文件，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我们大会战的全部工作。

　　学习“两论”的决定，得到了广大职工的拥护，全油田很快掀起了学习热潮。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的书，就到安达县新华书店去买。县里书店毛主席著作卖光了，又派人到哈尔滨、北京去买《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单行本。石油部机关还从北京买了几万册的单行本，派专人坐飞机送到哈尔滨，再运到战区，发到职工手中。干部读，技术人员读，工人也读。到了夜间，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围着篝火学习“两论”的场面。

　　“千矛盾，万矛盾，国家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这困难，那困难，别人卡我们的脖子是最大的困难。”至此，会战大军的思想高度统一起来了。几万名职工和领导干部在一起深入学习“两论”，对“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摸清地下

　　会战刚开始，面对1200多平方公里的长垣地下情况不清楚的矛盾和困难，油田领导按照“两论”思想，强调在勘探中，要老老实实，尊重自然规律，取全取准第一性资料。

　　1960年4月9日到11日，石油部党组在安达县召开第一次大庆油田技术座谈会，余秋里和康世恩轮流主持会议。开会第一天，主任地质师张文昭代表一探区汇报葡萄花的地下情况。他们根据已掌握的资料，编制了一张极大的地质预测图，并以红、黄、蓝三色区别油、气、水三类不同井情况。由于第一手资料取得不全不准，技术人员和探区领导都解释不清楚红、黄、蓝之间的内在关系。

　　“我们搞天然油已经10多年了，光在地面戳窟窿，不把地下情况搞清楚，吃了多少亏?要知道，油田勘探同战争中火力侦察一样，必须了解‘敌情’，重视地下，狠抓第一性资料，必须把地下油层搞得清清楚楚。这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坚持不坚持辩证法的原则问题。”对此，余秋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部党组领导的启发下，与会人员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油田勘探、开发中的经验教训，明确了在大庆会战中，一定要把取全取准资料放在首位，作为认识油层、制定科学勘探开发油田的依据。

　　经过大家讨论，由李德生、童宪章等人归纳，总结出每打完一口井，必须取全取准的“20项资料和72项数据”，并要求在测井记录中做到“四全四准”。四全是：录井资料要全，测井资料要全,取芯资料要全，分析化验资料要全。四准是：测量压力要准，油气水计量要准，各种仪表要准，各种资料样样准。

　　四全四准

　　“我们每一个参加会战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都要把原始资料时时刻刻、千方百计地去想法掌握好。这是我们搞石油人的责任!我们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就是在地下，我们的斗争对象是油层。这一点务必要牢记!”余秋里这锵锵有力石油人的经典语，回荡在大家的心中。

　　这“20项资料和72项数据”及“四全四准”，不仅成为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的基本要求，而且成为石油工业勘探工作中的一项基础法规和行动准则。在大庆会战中，广大职工认真按照这一法规要求勘探工作，认识地下情况。女地质员王晓云，有一次从钻井队背了几十包录取的砂样送回大队，到大队后发现丢了两包。她不顾天黑雨大和腿患关节炎，硬是冒雨摸黑从茫茫草原的小路上找回了丢失的砂样。

　　专门研究介形虫的工程师叶得泉，在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科研工作。有一次丢掉了两颗米粒大的介形虫化石，他硬是趴在地上用放大镜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地寻找，整整用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这两个标本。而正是这两个介形虫标本化石，在识别萨尔图油层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249钻井队王水华班，在钻井取芯时发现最后一筒少了1.31米，虽然在总计的取芯数量上也算合格，但他们懂得岩芯少一寸，了解地层就少一分科学依据。于是，他们连续工作26个小时，起下钻三次，终于把掉到井内的岩芯取了上来，使收获率达到99.3%。

　　1960年，大庆油田会战8个月，共钻探井91口，取芯3381米，其中油层378米;井壁取芯9181颗;砂样122819包;电测曲线长3200公里。为搞清油气储集规律，技术人员在木板房里，对大量资料进行上百万次分析试验和1700多万次地层对比。这么多的资料，在中国钻探史上是没有过的，对正确认识大庆长垣的本来面貌、核算油田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改变了过去靠少数资料加以推论，确定油田情况的做法把大油田快速拿了下来。

　　“好嘛，我看这个工业，就要这个搞法。向你们学习嘛!要学大庆嘛!”余秋里侃侃而谈，讲了3个多小时，毛主席兴致勃勃，插话20多次，还没有听够。大庆石油大会战是余秋里在和平时期“用思想来打硬仗”的经典之作。这一仗的经典和精彩程度，是无人可比拟的。

　　责任编辑：陈尔东

　　点 评

　　实践经验 理论升华

　　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矛盾，是迎着困难前进还是畏难不前?大庆职工求知求真，从《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找答案。静心读书，静心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自觉地运用到油田开发建设中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用实践第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形势，解剖矛盾，统一思想，迎着困难，把会战打了上去。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大庆“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就是通过实践获得知识，能动地认识油层，又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油层。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地下奥秘，掌握油田开采的客观规律，抓住每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大力开展科技攻关，努力采用新的工艺技术，从而把资源潜力不断地挖掘出来。

　　“两论”中获得智慧，指引石油大会战。这在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是一个创举。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次深入的学习，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也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实质上是对洋框框的一次冲击，是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浮夸风等“左”的思想的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