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

　　为解决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能源领域进行一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本刊记者 于 洋

　　可持续发展一直是能源发展的重中之重。无论是正在研究制订中的“十三五”能源规划，还是最近国务院印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都将能源革命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其中。

　　随着能源消费增速明显放缓，产能过剩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毫无疑问，在能源领域进行一场围绕节能、清洁利用、结构调整等的革命，是解决“十三五”期间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头戏。

　　对于如何在“十三五”期间贯彻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分享了他的一些思考。

　　要退回生态红线

　　中国石油石化：习近平主席最近总结了能源发展的战略方向，并提出了能源革命的具体要求。“十三五”规划的中心，正是要落实中央提出的这些要求。您认为，在当今能源发展情况下，提出“能源革命”有什么必然性吗?

　　周大地：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着许多国内外的新形势。我想有这么几个重大特点：首先是国际能源低碳化趋势日益明显，特别是欧盟主要经济体加快节能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像德国在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量上，最高点时候去年已经达到27%。

　　其次，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能源技术进步和低碳化的长期推动力。这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三年两年的战略，是一个长期战略。同时，这个战略的作用是越来越加强，而不是消弱。

　　最后，从中国来看，现在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能源需求增长明显放缓，我们的能源发展将从数量扩张为主(过去十年是一个数量扩张阶段)，转变为结构调整和改善质量为主，特别是转向绿色低碳这个发展方向。这个客观形势有重大变化。

　　最后，在绿色低碳发展这个理念下，生态环境红线将有力约束今天的能源发展，而成为能源转轨的约束力和推动力，推动着能源转型。这对能源发展来说，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机遇。

　　中国石油石化：我们过去说生态环境红线不能跨越，现在雾霾天频频出现，是不是已经跨越了这个红线?

　　周大地：是的。目前很多能源供应方可能对生态环境红线的硬约束估计不足。每一个行业都认为自己只是污染源的一部分，存在着要减排大家都要一块儿来减少的思想。实际上，中国的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水、土地，生态圈都受到重大威胁。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十三五”期间的能源需求总量仍然可能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好好考虑如何保证生态红线回过来这个问题，那么下一个阶段就可能产生巨大矛盾。

　　不是革命的“革命”

　　中国石油石化：“十三五”规划的中心是要落实中央提出的各项革命的要求，您怎么看待“能源革命”这个说法?

　　周大地：说到能源革命，在中国还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能源革命”这个概念，后来不少人认为，“革命”这个词太激烈了。“革命”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动，翻天覆地的意思，是不是可以不用了。

　　后来，中央会议重新提出“革命”一词，而且进一步提出四个方面的革命。“革命”的含义不再是过去的社会斗争。将“革命”运用到能源领域实际上是表示，我们过去的能源发展模式现在不能继续了。我们需要一个重大变革，有的方面可能是一些根本性的变革。

　　现在“十三五”规划很多的政策要求是如何推动这些变革，而不是继续过去的发展趋势。我想这是提出“革命”的一个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在哪些地方需要大的变动，哪些地方需要保留我们好的部分，大家还在进行认真讨论。可以说，认识也不完全一致。

　　中国石油石化：中国能源革命涉及方方面面。您认为其中的关键点在哪儿呢?

　　周大地：认清“革命”的意义后，我们中国的能源改革就要进一步分析究竟我们现在存在的矛盾是什么，哪些地方需要真正重大的变革。我个人认为，生态环境的约束，在今后必须成为能源发展的最重要约束。生态环境的红线必须和能源发展的各项投资密切结合起来，不论这个投资是扩展性的还是改造性的。这和我们现在说的绿色电力是非常一致的。

　　四大革命是个系统工程

　　中国石油石化：在四个方面的革命中，首先提出了“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您是如何理解这两方面的革命的?

　　周大地：在四个能源革命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能源消费革命方面和过去是有区别的。在能源消费革命中，明确提出了“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的说法。

　　过去，我们搞能源供应特别是能源规划的时候，传统概念里能源供应就是满足需求。而这个需求是预测性的，只要提出要求我们都应该满足。但是从中国现有情况和世界能源发展规律来看，我们以后的能源需求必须是绿色低碳的。这不仅体现在项目上要绿色低碳，而且在总量上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家来看，能源消费总量的确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发达国家有着各自的目标。电力消费高的国家有的人均消耗14000千瓦/时，但是欧洲有些国家人均消耗6000~7000千瓦/时就可以很好地满足要求。所以，中国选择哪个标准作为目标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要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进行反复讨论研究。

　　能源消费方面调节好了，还需要在能源供给方面“建立多元供应体系”。我们有一个观点认为，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可能很难改过来。现在这个思想需要转变，中国用天然气或石油来替代煤炭，形成2/3以上的能源需求都由石油或天然气供应，是有可能的。不管如何，以煤为主这个能源消费结构必须调整。这就需要通过各种非化石能源、天然气等比较清洁的能源的发展，使我们的能源结构真正做到多元供应。这是我们革命的一个主要方向。

　　中国石油石化：在战略方向中，习主席还提出了“能源技术革命和能源体制革命”。您觉得这两方面的革命有什么意义?

　　周大地：对于能源技术革命，我觉得很重要一条就是要“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以绿色低碳为方向”。这一条为我们技术方面的革命指明了方向。不管怎么样，提高效率最终达到的方向是环保和绿色低碳。这是非常明确的。

　　方向明确后，就需要体制的保障。能源体制革命方面，结合中国的情况来看，首先是要还原能源商品性，包括煤、电、油、气，价格要由市场来确定。但是，能源自身所带有的垄断性，同时要求我们不能完全的市场化。这是世界能源发展的普遍规律。为此，在监管方面，政府对能源的一些监管决策都需要调整和改革。

　　在《能源战略行动计划》具体落实到了如何“统一开发竞争有序的现代能源市场体系”时，其中一方面是政策的调整，还有一方面就是技术的保障。真正把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合理布局，在这么大一个国家内部做到协调发展，除了需要我们的政策导向外，还需要大量的技术创新、技术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我们能源市场的开放。

　　辩证看待数字性要求

　　中国石油石化：在“四大革命”提出后，近期国家能源局又提出了“四大战略”，来落实能源革命的具体行动计划。我们看到，在这个行动计划中，出现了像“一此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国内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42亿吨标准煤”等这样的数字。您是如何看待“四大战略”中提出的一些数字性的要求呢?

　　周大地：我个人认为，这四大战略提得非常好。对于其中有些观点和数字，我们要用全新的思想来看待。

　　我们现在不是计划经济时代，所以那些数字应该说是一种引导性、预测性的。这些数字并非像过去的计划经济，说一个数就照这个数来办。如果没有达到实质的内容，大家也要把这个数字达到。我觉得这个概念就错了。

　　比如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8亿吨标准煤左右，我个人认为，就是一条红线，再多也不能超过48亿吨。如果你的总量控制得比48亿吨少，更好。不用恰好就控制在48亿吨，因为这不是能源控制总量的含义。

　　至于国内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42亿吨标准煤，能源自给保持在85%左右，石油储采比提高到14~15，也是一种预测性的。没有一个科学预算说是到85%就是安全的，84%就是不安全的。中国是全世界比较大的能源消费国，只靠国外供给是不可能的。如何保持国内消费生产的比例，以国内资源为主，这是大有讲究的。

　　传统的做法是自给率达不到就靠煤来补充。现在我的看法是，要想国内能源自给率提高，就要在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方面更多地做工作，而不是再回到过去，依靠煤炭扩张。这个观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在具体的定量目标中，还提到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天然气比重达到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距离2020年，还有6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考虑到很多像水电、核电的建设周期的问题。但对以后来讲，是可以继续提高这些的比例的。

　　责任编辑：石杏茹

　　周大地语录：

　　生态环境的约束，在今后必须成为能源发展的最重要约束。生态环境的红线必须和能源发展的各项投资密切结合起来，不论这个投资是扩展性的还是改造性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可能很难改过来。现在这个思想需要转变，中国用天然气或石油来替代煤炭，形成2/3以上的能源需求都由石油或天然气供应，是有可能的。

　　这些数字，并非像过去的计划经济，说一个数，就照这个数来办。如果没有达到实质的内容，也要把这个数字达到，我觉得这个概念就错了。

　　没有一个科学预算说是到85%就是安全的，84%就是不安全的。

　　将“革命”运用到能源领域实际上是表示，我们过去的能源发展模式现在不能继续了。我们需要一个重大变革，有的方面可能是一些根本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