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

　　按照目前的节能减排力度，中国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尚有较大困难，需要加大力度。

　　文/本刊记者 郑 丹 陈 躲

　　2014年12月，全世界的焦点都指向秘鲁利马。在这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强调了每个国家2015年第一季度之前都要向联合国递交国家自主贡献计划。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月，中美双方作为重要的引导者率先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全球最终达成减排框架协议奠定基础。

　　那么，中美两国达成《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产生了怎样的国际反响?中方在声明中宣布我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的目标能否实现?在全球追求绿色低碳、大力加大减排力度的大环境下，我国石油石化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

　　做国际规则的引导者

　　中国石油石化：您好，何院长!您如何评价去年11月中美两国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何建坤：首先，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为应对当前影响全球生态安全的气候变化而发表的声明，展现了两国希望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其次，2015年底将召开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旨在就全球2020年以后的减排制度达成框架协议，而《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框架协议的达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欧盟也发表了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中、美和欧盟的碳排放占全球一半以上，这就为巴黎气候大会将达成减排框架协议起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推进了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中国石油石化：《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签署，确认了中国将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下积极履行节能减排义务，您怎样看待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的这一重要成绩?

　　何建坤：就像你所说此次声明中特别强调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共区原则”)，根据各国的国情和能力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我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取得的非常大的胜利。

　　2011年以来的德班平台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论最大的焦点就是要不要坚持“共区原则”。发达国家强调形势变了，发展中国家的排放越来越高，极力淡化“共区原则”，以此来模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而强化排放大国的责任。在这次声明中，我国把“共区原则”明确下来，美国也接受了这个原则，为2015年气候大会确定了基调。所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多边谈判中一直难以达成共识的事情，中国在联合声明中谈成了。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上所起的作用、影响力和话语权越来越大。过去我们只是国际规则被动的接受者，现在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保护环境的新形势下，我国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引导者，参与和引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目标积极而紧迫

　　中国石油石化：您刚才谈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国际的影响，那么该声明对于中国自身来讲，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何建坤：对中国来说，我国公布了一个非常积极和紧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目标。实现这个目标也有利于解决国内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该目标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要以此目标为导向，形成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倒逼”机制。

　　中国石油石化：《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明确了中国要在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您认为该目标能实现吗?

　　何建坤：要想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欧盟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是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是在2005～2007年达到的。他们达到峰值时GDP是2%～3%的增速，经济增长缓慢，依靠节能可使能源消费量基本稳定，或者还能增长一点儿，发展可再生能源就会把新增的能源需求满足了，因此二氧化碳排放就不再增长，甚至开始下降。

　　然而，中国2030年左右在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仍比不上欧美日这些国家达到峰值时的发展水平。所以，我国到2030年经济发展还需要达到比较高的发展速度，GDP仍需要达到4%以上的增速，相应能源消费也需要1.0%～1.5%的增长，届时新增长的能源需求必须用非化石能源满足，就需要每年新增较大规模的非化石能源的供应，否则就难以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到2030年，中国总的能源需求约60亿吨标煤，如果用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满足新增的能源总需求，如果能源需求增长1%～1.5%，每年就要增长0.6亿～0.9亿吨标煤，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达到约2千万千瓦、风电装机约2千万千瓦、核电装机约1千万千瓦。就是要求一天24小时每个小时要有一台新的风机投产;每年要有8～10台核电站投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这样大规模的新能源供应量的增长，任何国家都没有做到过，所以要实现该目标是很难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中国石油石化：声明中提到另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实现难度又如何?

　　何建坤：同样也很难，要付出很大努力。我们都知道，我国目前的能源需求还在增加，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很快，但能源总量还在增加，所以比例变化就较慢。2030年，中国总的能源需求约60亿吨标煤，要求非化石能源占比20%就是12亿吨标煤。这是什么概念呢，日本目前每年总能源消费6.5亿吨标煤，且趋于稳定。也就是说我国届时非化石能源的供应量要接近两个日本的总能源消费量。这个难度也是无法想象的。

　　构建低碳能源体系

　　中国石油石化：在您看来，如何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何建坤：从大的层面上讲，第一我国要实现大幅度节能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第二是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第三要推进能源技术和体制的革命，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通过这些途径共同推进国内能源革命，实现2030年节能减排目标。

　　目前，国家总体能源战略是建立高效、安全、清洁、低碳的能源供应体系和消费体系，包括大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抑制不合理消费，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也包括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低碳化，以多元化能源供应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但化石能源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占主导地位，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化石能源还是一个重要课题，从根本还要环境友好、减少污染物排放。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构建低碳能源体系，从全球来讲，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目前减半以上，到本世纪末2100年实现二氧化碳近零排放，才能保证全球气温上升不超过2℃，这就意味着能源系统基本是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支撑，到那时化石能源利用量就非常少了，即便有也要利用二氧化碳捕集和埋存技术。

　　总之，实现这两个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统筹部署，全面努力。按照现有的力度2030年还达不到峰值，要到2040年左右才可能达到。

　　中国石油石化：如何才能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就我国而言，构建低碳能源体系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何建坤：我国可以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改革，将能源行业生产造成的环境损害和福利损失化为行业成本，对于以煤炭为代表的采掘业实施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制度，采取“谁破坏、谁修复、谁受益、谁补偿”，强制开采企业履行义务。

　　此外，能源消费过程中，同样会产生环境损害，以化石能源来说，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类大气污染物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而排放所带来的损失也未体现在行业内部成本当中。我国虽然很早就开始实行排污收费制度，但是收费标准很低，完全无法反映出环境资源的真正价值。能源消费的环境成本，可以通过包括碳税在内的资源环境税收手段支付。碳税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实践得非常成熟，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显著作用。中国一直在谋求环境和资源类税制的改革，实施碳税可以增加能源消费成本，激励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得高耗能行业的快速扩张得到抑制。国内权威机构的模型研究显示，征收碳税虽然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水平下降，但是完全可以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与此同时还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也将因此下降。此外，还可以给新能源提供更为宽松的市场空间。

　　就我国目前来看，构建低碳能源体系最大的阻碍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思想观念的转变，比如地方和企业总是追求GDP，还是按传统发展方式大量搞高耗能产能扩张。这样的做法行不通，政绩观要转变。第二是利益集团，任何改革都会涉及利益的再分配。第三是体制机制的障碍，如何推动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如何才能到位。

　　油企要有新的布局

　　中国石油石化：未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必是大势所趋，对传统的石油石化企业而言，也算是挑战与机遇并存，那么如何才能抓住更多的机遇?

　　何建坤：对石油石化企业而言，这不是简单、短期的，而是要从长期的、战略上来看的问题，需要全面分析。一方面，从世界能源变革趋势来看，未来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是趋势。这种趋势也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所以，任何一个国家，谁能在这种革命性的变革中抓住机遇，谁就能发展。我们如果抓住时机，就能够引领世界的先进技术，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反之，我们就会落后。当前，先进能源技术就是竞争的热点，成为大国战略必争的高科技领域。

　　企业也好，国家也好，谁具备了这种先进技术，谁就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和长期发展的潜力。国家和企业都要看到这个趋势，尽管还比较遥远，但是要在大的趋势下思考自己的战略布局。

　　中国石油石化：您刚才谈到油企应具备自身的战略布局，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何建坤：我国的油气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石油工业在中国还有相当长时间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企业在做好本身主流工作的同时，还应看到能源企业发展的潮流：第一可再生能源是将来发展大趋势，长远看在世界范围内比石油发展空间更大;第二，会越来越体会到新能源的竞争压力;国家社会投资导向也越来越偏向可再生能源。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宣布本国已经不再新建煤电厂了，美国的资金也不允许在国外建煤电站。所以在这样变革的趋势下，我认为石油企业要有更加前瞻性的战略。要寻找新能源的增长点，超前的战略布局，不一定走得很快，但一定要做。2030年以后，全球要实现碳减排目标，可再生能源发展对石油企业竞争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没有这种布局，临时应对就会很困难。

　　谈到战略布局，国内的企业在这方面比较缺乏。清华大学与很多国外大企业有联合研究中心，这样的联合中心研发的是后天的事，成果不是今天就能用得上，而是给企业领导人一个以全球视野看未来趋势的窗口，提供一些大的战略思维。但相对而言，国内企业即使与大学合作，看的也是今天的事，也就是为了企业解决了一些技术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BP做得比较好，就是一个高碳企业力图向绿色转型的案例。BP与很多国家的大学都有合作，已经形成一个网络，用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他们对可再生新能源新技术发展、CO2的减排、低碳交通等领域，都做了很多前瞻性的研究部署。

　　责任编辑：周志霞

　　何建坤简历

　　何建坤，1945年生，河北安平人。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教授。1994-2007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现兼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能源系统工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国家“十一五”、“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相关重大项目技术负责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研究成果曾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

　　何建坤语录

　　到本世纪末2100年只有实现二氧化碳近零排放，才能保证全球气温上升不超过2℃。这意味着能源系统基本是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支撑。

　　实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20%的这两个目标有一定难度。如果按照现有的力度2030年达不到峰值，到2040年左右才能达到。

　　2030年以后，全球要实现碳减排目标，可再生能源发展对石油企业竞争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果没有新的战略布局，临时应对会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