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轮改革留下了许多后遗症，改革留下的问题需要改革才能解决。

　　文/本刊记者 石杏茹 陈 躲

　　2014年的“两会”，改革是焦点，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是看点。

　　傅成玉之所以成为“两会”明星，是因为他建议国家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纳入保障。他说：“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情况发展好了，但是我们今天不该忘记这一群人，更不应该让他们单独承受改革的成本。”

　　为了减员增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响应国家政策，通过下岗分流、改制分流、协议买断等方法分别与数十万职工解除了劳动合同。这些人在承担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本之后，静坐抗议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和社会形象，成了企业的社会包袱。可以说，这些职工承担的改革成本最终又回到了企业身上。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之后，国有石油企业如今还有哪些历史包袱，包括买断职工在内的历史包袱如何化解，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待业人员子女的就业问题也是困扰石油企业的一大负担。 摄影/胡庆明

　　“买断”买不断

　　自从新中国石油工业开始以来，石油人就开始了“革命加拼命”的奋斗历程。

　　玉门、四川、新疆、大庆、辽河、胜利、华北、中原……凡有石油处，就有石油人。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械修配……哪个岗位不艰苦，哪里没有奉献者?由于当时条件落后，基本上是人拉肩扛，因此王铁人才喊出了“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咨询中心专家吴纯忠说：“许多石油工人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留下来的基本是老弱病残，成为石油系统的一个历史遗留包袱。”

　　参与大会战的石油工人许多在当地定居下来。因为大多数油田远离人烟，油田公司的许多社会职能当地政府无法承担。所以，这些油田又配套建设了农场、学校、医院等一整套后勤服务系统。自然而然，“三大一小”即“员工总量大、企业摊子大、维稳责任大，社会依托小”，成为制约这些油田发展的重要矛盾。

　　 “会战模式给石油企业留下的第二个历史遗留包袱就是后勤基地。”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施工，后勤保障基地也不可少。吴纯忠介绍：“后勤服务保障人员多为转业后的石油工人家属。”2000年后，因为油田和施工工程单位分开，后勤服务保障人员和部分石油工人家属被油田托管。

　　正因为国有石油企业的历史包袱是这样形成的，吴纯忠从内心反对“买断”政策，认为是一项“失误”。当时有这样一句话：“买断是大势所趋，但不是人心所向。”石油买断职工年龄多在40岁到50岁之间，由于技能专一且年龄偏大，难以再就业，加上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职工下岗后无处分流，很多职工家庭因此陷入困境。吴纯忠说：“这些年来买断职工和石油企业的矛盾尖锐，发生了很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打破了石油人多年形成的光荣传统，使石油精神失色。”

　　君子弃瑕以拔才，壮士断腕以全质。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王会良认为，“买断”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在国有企业全面陷入困顿的历史条件之下，还是有它积极、正面的意义。他说：“政策是有欠缺考虑的地方，但在当时也考虑不了那么详细。所有的改革就是为了追求效益和效率，我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买断’达到了这两种目的。”

　　虽然不是所有人在改革过程中都能受益，但怎么去平衡各方的关系，也是企业管理者、改革的实际操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改制藕断丝连

　　“有病人去洛阳石化医院看病。医生竟然直接对病号说‘去你的农民医院看去吧’。” 不想干活、推病号、人浮于事……提起改制之前洛阳石化医院的服务态度，李利克连连摇头。

　　从“母体”剥离后，洛阳石化医院认识到，必须改善服务态度。他们派遣医务人员利用下午时间到周围乡村进行免费服务，增加老百姓对医院的信任。“我提的要求是让每一个来过我们医院的人都成为我们终身的朋友，让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是我们潜在的客户。”李利克说，“就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病人就增长了。”

　　吴纯忠说：“企业改制的好处之一就是企业增强了发展动力。”

　　在这股动力的支持下，十多年后，许多改制企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甚至从当年的亏损企业成为现在的上市公司。如改制前洛阳石化医院年收入为500万元，2013年达到7000万元，十年时间增长了13倍。

　　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也是如此。它的前身是华北石油管理局第二机械厂。2002年改制时年产值仅为2.3亿元，如今已经增长到11亿元，创造了连续10年盈利的经营业绩，成为中国石油钻采设备制造行业骨干企业、全球产销量最大和中国出口量最大的陆地防喷器制造商。

　　当然，也有本来发展势头不错，改制后陷入困境或破产的企业，如医院与学校。在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咨询部部长张春晓看来，这是因为配套改革措施没有同步跟进。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力推进综合配套改革。

　　目前看来发展态势良好的改制企业，未来会如何，洛阳石化资产管理处副处长蔡宏图称“看不透”，只能“看几年，走几年”。他的顾虑有二：一是改制企业业务发展依赖母体，与母体藕断丝连;二是股权过于分散。

　　全民持股是包括石油企业在内的央企改制企业的一大共同特色。改制时，企业职工多以自己的身份置换补偿金入股，成为企业股份的持有者。职工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自己给自己干活，按说应该积极性非常大，然而因为股权过于分散，导致出现新的“大锅饭”。同时，企业在风险决策时股东意见难以统一、决策效率低。另外，过于分散的股权导致公司对管理、技术、营销、操作骨干人员缺乏吸引力，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如何解决改制企业股权分散问题，石油企业都在探索。荆门石化的某改制企业采取的方式是让职工将改制时获得的股权无偿赠予公司的管理层。虽然这部分股权不分享红利，股权重组后该企业生产效益、职工工资也比以前明显上涨，但职工并不愿意，学界对此也有微词。各石油石化企业仍在进行多方探索。据了解，中石油对这问题一个解决思路是股权进一步稀释后再进行新一轮重组。

　　因为适应不良，许多改制企业职工想回归母体。据吴纯忠了解，即使在许多发展很好的改制企业里，部分职工还是觉得“未来很不保险”，对母体企业有一种心理上的依恋，一有事情就找母体企业。

　　虽然在法律上没有隶属关系，但因为改制企业无论是业务发展还是职工精神都依赖母体企业，所以母体企业对它们不能完全放手。洛阳石化副总经理廉金社说：“改制企业和我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它们出了乱子，我们也会受到波及，所以不能完全放开对它们的监管。”

　　除了协解职工和改制企业外，一些国有石油企业甩不出去的包袱还有很多，各种社会负担仍比较沉重。如一些国有企业所办医院、社区机构等社会职能还没有完全分离，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进展缓慢。企业富余人员问题仍很突出，许多国有大企业还有数量很多的厂办集体企业及职工。同时，离退休人员社会管理等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已经剥离了大部分企业的社会职能，但各种长期积累的离退休人员管理、困难群体帮扶等负担还是很重的。”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这些问题不解决，国企就难以‘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若为企业卸掉这些‘包袱’，又需要支付非常大的改革成本，拖得越久改革成本还会越高。”

　　企地关系不和谐

　　除了上述内部负担以外，在吴纯忠看来，如今央企最大的社会负担是企地关系不和谐。它严重拖累了国企通过改革做大做强的进程。

　　从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历史来看，多数情况下是先有了企业才有了地方区划，如克拉玛依和大庆油田等等，都是因为有了油田的发展才有了地方政府的成立。这导致许多油田和炼厂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体，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石油企业的重组改革，随着企业办社会的逐步剥离，石油企业对地方的依存度逐年加大。争取地方政府政策支持，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对央企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

　　“企地关系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税收不落地。”吴纯忠如是说，“分散在各地的石油企业虽然个个是巨无霸，却不是当地地税的支柱企业，最后税费大多都上缴了中央。地方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也难以承担企业剥离的社会负担，许多负担仍然由中央扛着。”

　　以中石化安庆分公司为例。据内部人士介绍，2014年2月，其增值税、营业税“两税”合计57716万元，而交付地方的仅仅是3131万元，仅占5.4%。2013年“两会”期间，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给媒体算了一笔账：安庆石化每年提供税收多少呢?50亿元，上缴给国家48亿元，安庆地方所得仅2亿元。如果说若干年前，其税收还能称为地方经济支柱的话，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今天，这点份额(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地区、大城市的经济)就显得比较少了。

　　吴纯忠说：“因为税收不落地，所以个别地方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石油企业发展不太重视，有意无意地助长了个别企业和个人非法盗取石油、天然气资源的风气。”

　　这种现象在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比较严重，尤其是资源所在地的一些企业和个人私自利用小型设备开采油气资源，然后就地炼化。非法小炼油、小化工厂、小轧钢厂、废旧金属收购点等厂点屡禁不止，表面上的原因是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严，没有认真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油气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地方政府表面上“拥有”地下资源，但从石油企业资源开发中获得的利益太少。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留下的内外部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在新一轮改革中尽快解决。但是，这该如何解决呢?

　　改革成果惠及所有职工

　　某炼厂近500名协解人员中，离婚率达到40%，无房户达到20%，月收入达不到当地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90%……

　　“真的活不下去了!”

　　“一些人没有工作，住在棚户区，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说，“13年前，企业处在要垮了的状态，我们把好资产留下了。为了支持我们的改革，让他们下岗了。从法律角度说，他们已经不是企业的职工了，但这些资产是全体职工共同努力得来的，这里面也包括他们。”

　　把改革成果与协解职工分享是化解历史包袱、创建和谐企业的重要手段。在傅成玉看来，先要解决这些人员社保欠账问题。“不能再拖了，现在有条件也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中石化去年上缴税收3218亿元，一天给国家缴税8.8亿元。他建议用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来解决这部分下岗职工个人交不起养老保险费问题。

　　孙春环是中原油田一名自愿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集体工。她靠着一身的力气，干起了连男人都不愿干的活。随后，她以自身的魅力吸引了近200名失待业人员，成立了自己的清洁队，和他们一起闯出了一条充满艰辛和希望的再就业之路。 摄影/胡庆明

　　但是，打酱油的钱不可以用来打醋，有钱也不是想发就能发的。新世纪初，国家体改办制定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对此，张春晓说：“国家出台具体政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的投入。要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明确一定比例，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

　　除了资金支付外，吴纯忠认为，还应解决好独立工矿区还有工作能力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对再就业工作的投入，以做好下岗失业职工技能培训。　　

　　配套改革同步推进

供图/CFP

　　虽然许多石油企业在地方自成一体，但它无法拔起头发离开地球。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起来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大力推进综合配套改革。

　　还是以物业为例。石油企业物业要想顺利移交社会物业公司，需要提高物业收费;物业收费要想提高，必须提高社区内协解人员的基本收入;协解人员收入提高需要地方政府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社会岗位;地方政府做这些工作积极性需要企业造福地方经济发展来刺激;企业要想造福地方经济，需要中央在政策上予以支持，使部分税收落地……

　　问题的解决一环紧套一环。张春晓说：“从宏观上来说，必须建立统一健全的市场体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

　　具体到改制企业，洛阳石化资产管理处副处长蔡宏图说：“企业改制或者分离办社会后，国家应该明确哪些是地方政府承担的职能，哪些是社会公共机构承担的职能，哪些是企业责任。”

　　“明确各方责任后，国家需要从顶层设计，出台政策。”洛阳石化总经理赵振辉非常支持国资委制定的中央企业分离移交“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暖，物业管理)工作。“只要国家有政策，地方政府有支持，企业有投入，我们就可以改，改完以后就能移交出去。”

　　洛阳石化居民区的供气问题刚刚移交出去。事情得以解决，是因为中石化总部投入一部分资金为社区建立了管网设备，后来洛阳石化直接把钱付给燃气公司，让他们自己去改。赵振辉说：“燃气改革成功，无非是集团给了我们政策，企业前期做了部分投资。但这种投资是一次性的。”

　　当然光靠顶层设计，不接地气，不允许各个单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当地的社会环境，而去一刀切，历史遗留问题也不会得以解决。蔡宏图说：“顶层设计是大的方向和趋势，真正操作的时候要允许鼓励各单位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方向的去摸索实践，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政策才能落到实际。”

　　这也正好符合李克强总理所说的，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如果说前期的改革成果是在国家领导之下做出的，未来企业的改革更是以企业为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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